有關青苗法嘅缺點 急!!!

http://www.douban.com/note/202459929/
《王安石》青苗法之爭議
安石所倡行諸新法，當時無不異議蠭起，而以青苗法為尤甚。如韓琦、范鎮、歐陽修、司馬光、蘇軾、蘇轍、劉放等，皆嘗表示反對。大抵見其施行後流弊叢生，因而詰責之者居多；從根本上剖晰其利害者，較少。故安石終排眾議而力行之。惟擬行新法之初，蘇轍適任條。例司檢詳文字，曾有說云： “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非為利。然出納之計，吏緣為姦，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禮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笞必用，州縣事多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借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 蘇轍此說，安石為之且止。其後韓、范、歐陽、司馬等紛紛上疏抗爭，而安石則不為少卻也。尤以熙寧三年韓琦爭執最烈。第一次疏云：……神宗得韓琦第二疏，…………安石自信雖篤，惜不能策事功於不敗。而其所以敗也，則不肖官吏，當尸其咎。蘇軾嘗言：“官吏無狀，於給散之際，必令酒務設鼓樂倡優，或關撲賣酒牌；農民至有徒手而歸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課暴增。……二十年間，因欠青苗至賣田宅，僱妻女，溺水自縊者，不可勝數。……”是則不肖官吏之為虐，又豈止於抑配已哉？然惟其弊之端于不肖官吏，則青苗法本身之價值，正未可輕議也。行之得其人，則無所不便，在當時亦有可證者。按袁守定圖民錄云：“宋行新法，蘇文忠（軾）通判杭州，每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安。又黃庭堅撰湖南轉運判官吳革墓誌銘有云：“方使者行新令，給青苗錢，公布格詔令而實予可貸之民。使者按常平錢不盡予民，取文書視之，皆如令。” 夫所謂予可貸之民云者即視人民果有借貸之需要，乃借以青苗錢也。蘇軾通判杭州時之因法以便民，當亦類此。

......我們不妨以青苗法為例，具體分析一下它為什麼會踫壁。

按筋斗雲的說法，青苗法“規定地方官府可以在春天把糧食借給農民，秋天多還二成算作利息，如此則民國兩利。”既便宜了青黃不接時需要借貸糧種的斤斗小民，又增加了財政收入，魚和熊掌可得而兼，多美。

這里的一個基本問題是，民間借貸的利息為什麼有的很高？傳統的馬列教條說，自由競爭必然導致壟斷，高利貸就是壟斷的結果。以現代經濟學眼光看，此說不足為憑。因為同一個地區，有能力貸放糧種的商人和富戶，肯定不止一家。既然有很多家，他們之間就有現實的或潛在的競爭。說他們會合謀將利息維持在很高的水準，至少我沒看到令人信服的證據。

其實，利息率高，有其經濟理由。最常見的情形是，高利率反映了高風險。舉個例子，假如我借了錢後，有３０％的可能完全還不起錢，那麼，給我貸款的利息率必須高達４３％，才能保證不虧本。因為我還錢的概率只有７０％，如果我借１斗糧還１.４３斗的話，歸還額的期望值恰是１.４３ｘ７０％＝１，剛好不賠不賺。

民間借貸，因為彼此熟悉，大家對各人的欠債風險也比較有底，于是會根據每個人欠債不還的風險不同，而定下不同的利息率。高風險的人利息率高，低風險的人利息率低。二十世紀六、七年代，有很多對于印度農村高利貸的研究，都發現所謂的高利貸，只不過是正常利潤加上欠債風險而已，與所謂壟斷無關。再如中國，明清兩代記載的民間利息率多在二至三分左右，直到今天仍是如此。1992-1993年我在浙江和東北做過調查,發現民間借貸除了親友之間不計利息的，一般年息都在二分四到三分左右，與我從史書上得到的印象大致相符。分析原因，欠債風險是導致高利息的一大重要因素。

現在我們假定有了青苗法，任何人都能夠以二分利從官府借到糧種，會出現什麼情況？假如完全自願的話，那些能夠以更低利率借到糧種的人，不會找官府；找官府借錢的，必定是那些在民間借貸中無法以二分利借到的人。而這些人的欠債風險，都高于二分利的基準。也就是說，二分利無法補償借錢這些人的高風險。長此以往，貸放青苗錢，必定是賠本買賣。想照顧窮人，就得賠錢。指望“官民兩利”，魚和熊掌得而兼之，恐怕是做夢。

我知道世界銀行和其他國際組織，六、七十年代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搞了不少農村低息貸款項目，沒有一個不賠本的。以此觀之，說王安石一定會成功，不僅可以幫助窮人，還可以賺得貸款利息充實國庫，那就太缺乏經濟學常識了。

總而言之，青苗法從基本設計上，就無法實現它的預定目標。但是王安石不了解這些，卻要霸蠻推行開去，還給各級官員規定貸放任務，以發放青苗錢的效果作為考核指標，名義上是要幫助窮人，卻又規定不能賠本甚至必須賺錢。于是逼得下級官員弄虛作假、強迫攤派，秋後又挨戶催索，強迫還債，以致不少人家為還青苗錢弄得家破人亡。本想救民，結果反成害民，最後搞得天怒人怨，一敗涂地。

愚人兄指出，王安石對官員的品行和能力，作了脫離實際的過高估計。這不是看他具體怎麼說，而是看他的改革措施，對官員的品行和能力提出了什麼要求，官員品行和能力倘若低于期望，會對改革成功有何影響等等。歷史經驗表明，賦予官員壟斷經濟、與民爭利的大權，沒有不作威作福、營私舞弊、魚肉百姓、中飽私囊的。象王安石本人那樣一絲不苟的，又有幾人？凡是把改革建立在過高估計人性的基礎之上，都注定要失敗。王安石的變法，擺脫不了這個鐵律。

在這一點上，早期法家也比王安石來得高明。商鞅變法，鼓勵的是農耕，當時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利用的是人們趨利避害的心理，用信賞必罰來誘導。從思想到手段，都不曾象王安石那樣脫離實際。集法家之大成者韓非，也不主張過多干預經濟，以免為當官的增添權勢。他說︰“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勢起，權勢起則復除重，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人，起勢以籍人臣，非天下長利也。故曰︰徭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下無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在上亦。”(《韓非子備內》)。王安石變法，可能不是興徭役，然而憑空起權勢、富貴人，卻與韓非所批判的，毫無二致。

王安石可能代表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種很不好的傳統︰脫離實際，輕視市場的自發規則，拯世救民的責任感一來，就心比天高，什麼都想管，什麼都敢管，為此不惜迷信強權，排斥異己，結果什麼都管不好。徒然一場辛苦，只留下一付千孔百瘡的爛攤子。

from:雲兒亂侃王安石與青苗法
http://www.youpai.org/big5/read.php?id=1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