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出賣光緒帝是維新運動失敗的主因

憑近年史學界對戊戌變法史事的最新探究成果,顯示了袁氏告密並非變法失敗的關鍵 .

維新失敗,改革派本身的失誤相當多.康有為,譚嗣同等維新志士雖有帝師翁同龢的支持,但翁氏的政敵實在太多,如榮祿,李鴻章等;榮李二人得慈禧太后信任而位高權重,翁氏僅憑帝師身份怎能與榮李對抗?結果變法開始推行僅五天,慈禧迫光緒帝下詔命翁氏開缺回籍.康譚失去重要的靠山,為何還不懂得自我警惕?

康有為這個六品官「天真地」欲引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入閣贊襄新政」,涉及到「外國人干預中國內政」的嚴重問題,當時的客觀環境也是不可行的,日本在甲午之役擊敗中國,令絕大多數的中國人視為國恥,但如康有為等主張效法日本維新模式的人就少之又少了.中國人視日本人為寇讎,豈能容忍有仇敵在大清朝廷之內?以滿洲親貴為主心骨的守舊派,就是擔憂改革會令漢人坐大,同時也對日本有所疑忌,於是才會高呼維新變法「保中國不保大清」之說,剛毅更說出「寧可亡國,不可變法」等喪心病狂之話.慈禧是在光緒帝會見伊藤前夕就已從頤和園返回紫禁城,光緒帝與伊藤會面時,他已失人身自由,袁世凱向榮祿「投誠」就更是後話了.

維新派推行行變法中,裁汰冗官冗衙,取消無官職八旗子弟俸祿;廢除八股文令士子須另習新知識以應舉;種種措施皆顯示了變革抵觸了大部分人的利益,加上推行過急,令敵對勢力拿「無所適從」為由,公開違抗新政.這樣,改革還有成功的希望嗎?(當時切實遵從皇帝旨令的僅湖南巡撫陳寶箴等少數官員而已,光緒實在可憐!)

在罷黜翁同龢的同時,榮祿受慈禧任命當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指揮聶士成,董福祥,宋慶,馬玉昆和袁世凱五支軍隊,其實已是對光緒帝有所暗示.京都內外盛傳宮中將有廢立之事,為何康有為,譚嗣同等不懂得及時「收手」,反而寄望只掌握七千新軍的袁世凱「圍園劫后」?袁氏縱使肯出兵「勤王」,也絕對不能敵得過北洋其他軍隊和京中旗兵的.當然,袁世凱老謀深算,他將自己裝扮成熱烈支持改革的激進派,希望加入受光緒帝寵信的「康黨」中以撈取「好處」;後來見到譚嗣同夜訪,才洞悉光緒只是「空殼」皇帝,袁氏只是想如何洗刷與「康黨」的關係,怎會自掘墳墓?結果就是慈禧發動政變在先,袁世凱向榮祿告密於後. 譚嗣同被捕後,袁世凱恐防譚嗣同供出自己曾答允「圍園劫后」,遂在天津寄一封沒寫字的信予在北京任翰林的義兄徐世昌,徐氏會意,遂運動御史黃某上摺,令慈禧下令將六君子不經審訊即時處斬. 這段頗少人知曉的情節出自寒波[梁啟超]一書中.

由此可見,袁世凱之告密對維新變法成敗的影響力並不如傳統說法的那麼重要.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擔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對朝局的影響力.張之洞探花及弟(他的從兄張之萬更高中狀元),翰林院散館後曾多次奉命赴地方上任學政及鄉試主考官,後來許多官員皆為張氏之門生.維新變法推行初期,張之洞也捐過銀両贊助強學會,他的門生故吏自然紛纷效法;直至帝師翁同龢被罷黜,張之洞便隱然成為士林領袖.他料想變法前途堪虞,便撰寫[勸學篇]出版,公開與康有為的維新派唱反調,以圖明哲保身.以張之洞在士林的影響力,足以像北宋時歐陽修反對王安石那樣,影響讀書人對維新變法的看法.因此,士林勢力對維新派的敵視,是當時不可忽視的社會現象.

絕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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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袁世凱在戊戌維新運動中到底有沒有告密的問題。
　　袁世凱評價問題的一個重要環節，就是要弄清楚袁世凱在戊戌維新運動中到底有沒有告密以及告密案與戊戌變法失敗有沒有直接因果關系。
　　袁世凱到底有沒有告密？對此，過去史學界幾乎都認為這是毋庸爭辯的歷史事實，即便是袁世凱本人也未否認。美國哈佛大學孔祥吉在《蔡金台密札與袁世凱告密之真相》一文中，通過當時思想保守又了解內幕的蔡金台寫給李盛鐸的兩封信，結合其他檔案和文獻資料進行考釋，還原了袁世凱通過榮祿向慈禧告密而引發戊戌政變的全過程，得出“袁世凱無疑是告密的元凶”這樣的結論。他這個觀點其實是對國內傳統觀點的又一佐証。然而，有的學者根據檔案資料，訂正出“慈禧回宮的時間不是1898年的9月21日，而是19日，從而使20日榮祿得袁世凱密報后‘闖園告變’的舊說失去時間和空間的憑籍。”還有學者認為，“梁啟超在《譚嗣同傳》中說袁世凱告密，也是基於某種個人感情，並不可信。”
　　袁氏告密是否是導致變法失敗的直接原因？傳統觀點認為，正是因為袁世凱告密直接導致了維新變法運動的失敗。然而，近年有論者認為，“戊戌政變的爆發非由袁世凱告密所致”，因為維新派的“密謀”不密，“即使袁世凱不去告發，慈禧也很快就會從其他渠道得知，予以先發制人的打擊。政變實屬必然。”還有學者根據袁世凱親信張一在《心太平室集》和另一個親信陳夔龍《夢蕉亭雜記》的記述得出，“袁世凱本來沒有告密的念頭，只是在初六（9月21日）晚聽到楊崇伊帶來太后‘訓政’捉拿二康的消息后，怕受牽連而不得已為之的被動告密，顯然政變在前，袁世凱告密在后”。甚至還有論者認為，光緒帝受到慈禧制裁后就“自然以為是袁世凱蓄意構陷，捏造了這個給他帶來奇禍的密謀。”並說這對袁世凱來講是一種“誤解與誤會”。
　　一些專家學者對上述觀點立即做出回應，指出：袁世凱確確實實曾經積極參加過維新活動，並給光緒帝上過書，給翁同龢上過說帖。可是隨著革命形勢的不斷發展變化，袁世凱的思想也在發生變化。袁世凱在關鍵時刻為維護自身利益，權衡利弊，從觀望到最終選擇掌握生殺大權的慈禧，僅從這一點看，不管袁世凱有沒有告密，他都是導致戊戌變法失敗的一個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