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佳答案
洋務派主「借法自強」,向西方學習,這在當時遭到封建衛道之士的猛烈攻擊。為了尋找理論的合法性,洋務派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體西用),說明這並非背離傳統。他們的基本論點是:「形而上者中國也,以道勝;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勝。」將中國文化置於「主」、「本」、「道」的位置,將西學置於「輔」、「末」、「器」的地位,因此學習西方技術,並未動搖中國文明的根基。把「道」與「器」分離,是一種理論矛盾,但也正是這種理論上之矛盾,為西學在中國爭得一席地位。然而,這矛盾也正是「洋務運動」最終失敗的重要原因。
「洋務運動」的每一步,都伴隨著激烈爭論。頑固派認為,學習任何西方事物都是離經叛道。他們以儒家傳統為武器,採取「泛道德化」策略,將任何變化、更新,那怕是技術性變化,都提升到危及正統、道德淪亡的地步。面對這種責難,洋務派缺乏理論建樹,其「中體西用」理論本身就帶著矛盾,因此只能迴避爭論,往往以形勢發展不得已來回應挑戰。雖然爭論雙方都維護清政府的統治,但爭論的重點是應否要學習西方、應否要興辦鐵路和機器工業這些重大問題,因此爭論的實質是要進步還是要倒退。
洋務派認為,西方科技「無一不自天文、算學中來」。為了提高這些知識在中國知識體系中的地位,遂在1866年奏請在「同文館」內,增設「天文算學館」,招收翰林、進士、舉人,及「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官員。這一提議遭到頑固派強烈反對,他們認為只有科舉才是正途,只能讀孔、孟之書,學習西學是「師事夷人」。洋務派說頑固派只是空言大志,無濟於事。但社會上對「同文館」的攻擊卻一轟而起,有俗語云:「胡鬧,胡鬧,教人都從了天主教!」有作對聯攻擊:「未同而言,斯文將喪」,「孔門弟子,鬼谷先生」。結果,報考天文算學館者寥寥無幾。
製造輪船是「洋務運動」重要內容之一,在19世紀60年代,先後修建了「福州船政局」和「江南製造總局」。1872年初頑固派上奏,建造輪船耗資巨大,原是為了「制夷」,但現已與各國議和,造船「名為遠謀,實同虛耗」,因此不必再建造艦船。並具體提出,福州船政局、江南製造總局應立即停止造船。清廷傾向聽取頑固派意見,於是將此折發下,要群臣討論。洋務派激烈反對,認為現在雖無戰爭,但不等於以後就無戰爭,更應趁現在難得的「和局」,抓緊時機,建造艦船。在洋務派的堅持下,輪船繼續建造。
鐵路對國民經濟、國防建設的重要不言而喻,但鐵路建設的發展在中國卻非常坎坷。早在19世紀70年代初,李鴻章就多次提出修建鐵路,但遭到頑固派強烈反對,沒有得到朝廷的支持。1880年,洋務派又提出修建鐵路,再遭反對。頑固派認為,修鐵路會破壞地脈,觸怒山神、龍王,是不祥之物,且會帶來種種災難,使民風變壞。而李鴻章只能在自己的實力範圍內,未經批准就修建了從唐山到胥各莊的運煤鐵路,全程只有數十華里。由於頑固派反對用蒸汽機車,開初只能用騾拉車皮。1885年,修鐵路的爭議再起,數年後,慈禧太后才初發「懿旨」,同意修鐵路,時為1889年。至此,經過近20年的爭論,中國才開始大規模修建鐵路。
儘管洋務派一再迴避與頑固派的爭論,但面對猛烈攻擊,仍不得不提出自己的「理論」。起初,他們提出「西學中源」說,認為現代西學古已有之,實際來自中國,這些學問在古代丟失了,傳到西方,所以「學西學」並非「師事夷人」。很明顯,這種說法牽強附會,不足以論證西學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後來,洋務派又提出「中體西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即以中國倫理、孔孟之言為不易之「本」,以西方科技為可變之「用」。「中體西用」說起初是為了抵抗頑固派的阻力,後來竟成為反對政治體制變革的保守思想陣營。
進行了30年的「洋務運動」,引進「大機器」生產,西學在中國得到較廣泛的傳播,民族工商企業成長,一批一批新式知識份子開始產生。中國社會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時,國人開始反思洋務派失敗的原因,他們認識到「西方」之強,在於他們的政治體制。在這種背景下,以「讀書人」為主體的「維新派」開始登上政治舞台。維新派對洋務派的「體用」說進行深刻批判,提出「體」「用」難以分離,不同的「體」就有不同的「用」。反之,不同的「用」也要求有不同的「體」。他們明確提出,引進西方「船堅炮利」的同時,也要引進西方的「政治體制」改革。
http://hk.chiculture.net/php/sframe.php?url=http://hk.chiculture.net/0121/html/b06/0121b0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