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係唔係忠臣？？

當時神宗年幼，張居正得到當時攝政的神宗生母李太后的完全信任，一切軍政大事均由他主持裁決，前後當國十年，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收到一定成效。居正實行考成法，加強對官員的考評，並裁減了大量的冗官冗員。他清查地主隱瞞的田地，推行一條鞭法，改變賦稅制度，使明朝政府的財政狀況有所改善；用名將戚繼光、李成梁等練兵，加強北部邊防，整飭邊鎮防務；用潘季馴主持浚治黃淮，亦頗有成效。萬曆五年張居正父親去世。按官制應守孝三年，張居正在萬曆帝的支持下提出奪情，一時間遭到多方面的劇烈攻擊。張居正對領頭官員進行杖刑，強力壓制反對意見。最終事態平息，但張也處於與大多數官員為敵的境地。萬曆七年萬曆皇帝因夜與宦官張鯨遊玩時行為不檢，遭到李太后訓斥，張居正為萬曆皇帝寫了〈罪己詔〉，由此埋下日後的禍根。一次萬曆皇帝在讀《論語》時，誤將「色勃如也」之「勃」字讀作「背」音，張居正厲聲糾正：「當作勃字！」聲音太大，嚇得萬曆皇帝驚惶失措，在朝的大臣無不大驚。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中說：「（張居正輔政）宮府一體，百辟從風，相權之重，本朝罕儷，部臣拱手受成，比于威君嚴父，又有加焉。」晚年張居正的權勢之大，連萬曆都有所忌憚，其父病逝，他奉旨歸葬，坐著32人抬的豪華大轎，內附有清洗排洩等設備，吃飯時菜餚過百品，。通縣知縣張倫拍足張老太太馬屁，老太太對張居正說：「一路煩熱，到了通州一憩，才有如游清涼國 。」張居正提拔張倫為戶部員外郎。對於晚年的生活有人指責其驕奢、專權，為世人非議。

《明神宗實錄》說張居正：「性沉深機警，多智數。……及贊政，毅然有獨任之志。受顧命于主少國疑之際，遂居首輔，手攬大政，勸上力守（行）祖宗法度，上亦悉心聽納。十年內海寓（內）肅清，四夷讋服，太倉粟可支數年，冏寺積金至四百餘萬，成君德，抑近倖，嚴考成，綜（覈）名實，清郵傳，核地畝，詢經濟之才也。……惜其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鉗制言官，倚信佞，方其怙寵奪情時，本根已斷矣。威權震主，禍萌驂乘。何怪乎身死未幾，而戮辱隨之。」其中「威權震主，禍萌驂乘」可以道出為何張在身後即招致滅族之禍。張居正本人經常對下屬說：「我非相，乃攝也。」
海瑞評價張「工於謀國，拙於謀身」。
林潞《江陵救時之相論》讚許：「江陵官翰苑日，即已志在公輔，戶口阨塞，山川形勢，人民強弱，一一條列，一旦柄國，輔十齡天子，措意邊防，綢繆牖戶。故能奠安中夏，垂及十年，至江陵歿，蓋猶享其餘威，以固吾圉者，又十年也。」[6]
李卓吾因好友何心隱死於非命，對張一向有偏見，在張居正死後也感慨的說出一些良心話：「江陵（指張居正）宰相之傑也，故有身死之辱。」
王世貞「心服江陵之功」，但在《嘉靖以來首輔傳》批評他：「器滿而驕，群小激之，虎負不可下，魚爛不復顧」，「沒身之後，名穢家滅」。
陳治紀引羅中丞語：「居正受遺輔政，肩勞任怨，日久論定，人益追思。」
鄒元標說：「江陵功在社稷，過在身家，國爾之議，死而後已。謂之社稷臣，奚愧焉！」
萬斯同說張居正「雖曰瑕不掩瑜，而瑕實甚矣」，「挾宮闈之勢，以驕蹇無禮于其主」。
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中，肯定張居正，但仍稱他「自信過度，不能謙虛謹慎，不肯對事實做必要的讓步」。
黎東方稱張居正為明朝唯一的大政治家，也是漢朝以來少有的，諸葛亮和王安石勉強可以和他相比。
龔鵬程認為張「剛騺忮、玩弄權術、排擠異己是張居正的致命傷。這是他性格上的弱點，故人人都承認他的政績，卻人人不喜歡他」。

明朝政治最大的缺陷是太祖在洪武十三年廢掉宰相。太祖和成祖是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們有能力作到親自指揮六部，而且也確實指揮得當，但明朝並非每個皇帝都有「皇帝兼宰相」的能力。仁、宣二宗幸有三楊輔政，才得以小康。但之後明朝的皇帝都不如太祖、成祖，閣臣也比不上三楊，國事自然敗壞。張居正斷然確定內閣的地位，把太祖廢項的過失彌補過來。
這裡，我們要強調的是張居正對明朝中後期政治上的影響。張居正雖然獨攬大權，但他並非不懂分工的重要性，他只在做到「盡責」二字。他對自己負責，也要求底下的人要負責。張居正並未把六部的權利剝奪淨盡，事實上他也給他們應有的權利，讓他們有充分的權利去管理下一層的官員。張居正能在短時間之內，完成極大的改革，就是因為他指揮靈活，運用自如，也全靠了這個整體。
可惜，他一去世，他所建立的體制也跟著荒廢，高階成的權利一下子真空。神宗被張居正壓抑了十年，終於得以解脫，於是慌怠政治、不理朝政，沉溺於奢華的生活。而繼任的閣臣們，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故作平庸，缺乏政治責任感。明朝的政治從此濟弱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