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祝，真有此人？？

　梁山伯，歷史上確有其人。梁山伯，浙江會稽人，曾與祝英台三年同窗而不知其為女性，於東晉永和年間任縣令。梁山伯在縣任上整頓縣政，治理水患，政績突出，死後葬鄞西清道源九龍墟，即今寧波的高橋。宰相謝安有感于梁祝的忠貞愛情，賜碑文“義婦塚”。

　　最早的梁祝文字資料是唐˙梁載言所撰的《十道四蕃志》。到了晚唐，張讀所撰的《宣室志》作了文學性渲染，可見到其大致輪廓：「英台，上虞祝氏女，偽為男裝遊學，與會稽梁山伯者同肄業。山伯，字處仁。祝先歸。二年，山伯訪友，方知其女子，悵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馬氏子矣。山伯後為鄞令，病死，葬 城西。祝適馬氏，舟過墓所，風濤不能進，問知山伯墓，祝登號慟，地忽逢裂陷，祝氏遂並葬焉。晉丞相謝安奏表其墓曰義婦塚。」
　自南宋以來，明州府志、鄞縣誌對梁祝軼事都作了記載。《乾道四明圖經》是寧波現存最早的地方誌，共１２卷，卷一總敘明州，卷二說鄞縣，是張津主持編纂。張津，字子向，乾道三年（西元１１６７年）以右朝散大夫直秘閣知明州，他的四明“圖經”說：“義婦塚，即梁山伯祝英台同葬之地也。在縣西十裏‘接待院’之後，有廟存焉。舊記謂二人少嘗同學，比及三年，而梁山伯初不知英台為女也。其樸質如此。按《十道四蕃志》云：「『義婦祝英台與梁山伯同塚』，即其事也。」
　　沿著“四明圖經”的軌跡，宋王象之所撰《四明志》、羅浚所撰《四明志》，元袁桷所撰《四明志》，明黃潤玉所撰《寧波府簡要志》、張時徹所撰《寧波府志》、陸應陽所撰《寧波府志》，清康熙年間聞性道所撰《鄞縣誌》、雍正年間萬經所撰《寧波府志》、乾隆年間錢大昕所撰《鄞縣誌》、咸豐年間周道遵所撰《鄞縣誌》、光緒年間徐時棟所撰《鄞縣誌》等，都對梁祝作了記載。

　　明州事李茂誠所撰的《義忠王廟記》較有特色(按：此句意指宋代明州的州事，斷句要斷好)，寫得很生動：「瞑目而殂，甯康癸酉八月十六日辰時也。郡人不日為之塋焉。又明年乙亥，暮春丙子，祝適馬氏，乘流西來，波濤勃興，舟航縈回莫進。駭問篙師。指曰：無他，乃山伯梁令之新塚，得非怪歟？英台遂臨塚奠，哀慟地裂而埋葬焉。從者驚引其裙，風裂若雲飛，至董溪西嶼而墜之。」還值得一提的是明˙鄞縣知縣魏成忠的《義忠王廟碑誌》，此碑至今仍保存完好。總之，在全國十處梁祝墓中，對梁祝故事作最早、最完整、最系統的記載是寧波的地方誌，所以說寧波高橋梁祝墓是真跡，這是史實，這是歷史的結論。

　　梁祝墓是不是真的古跡，梁祝廟是梁祝墓的最好的佐證。梁祝遺跡雖多，但梁祝廟惟有寧波一家。眾所周知，中國傳統文化對所祭祀的歷史人物，大凡都要建立祀廟，而其他九處沒建祀廟，為何？這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寧波梁祝廟始建於何時已不可考，但到宋大觀年間已經有文字記載，２０世紀３０年代錢南楊先生考察梁祝廟時，見到的是清同治末年重修的廟宇。那時的廟正房為五開間，前後三進，東首餘屋裏開設了一個小學校，叫「龍墟小學」。西首是墳墓。第二進正殿有兩個嵌在壁間的碑，碑上有「梁君廟碑記，賜進士第文林郎寧波府鄞縣知事奉旨內召升授北京刑部主事高淳魏成忠撰，皇明萬曆三十三年歲在乙巳夏四月。」等字樣。

　　圍繞著梁山伯與祝英台這個中心，千百年來寧波人民不僅堅信梁祝確有其人，而且非常敬佩梁山伯的清正、勤政、忠厚，非常敬佩祝英台對愛情的忠貞不渝及追求男女平等的崇高精神，從而形成了影響深遠的高橋會（梁山伯廟會）等風俗。

《梁山伯與祝英台》是中國著名的民間傳奇故事之一，祝英台是六朝時，上虞某富豪之獨女，女扮男裝往杭城求學，路遇梁山伯結為兄弟，同窗三載，情誼深厚。祝父催女歸家，英台行前向師母吐露真情，托媒許婚山伯，又在送別時，假托為妹作媒，囑山伯早去迎娶。山伯趕往祝家，不料祝父已將英台許婚 馬太守之子馬文才，兩人在樓台相敘，見姻緣無望，不勝悲憤。山伯歸家病故，英台聞耗，誓以身殉，馬家迎娶之日，英台花轎繞道至山伯墳前祭奠，霎時風雷大作，墳墓爆裂，英台縱身躍入，梁山伯與祝英台化作蝴蝶，雙雙飛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