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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前後,孫中山革命事業受到嚴重的挫敗,極須外界的協助。俄國十月革命後,俄共政府則面對西方強大的壓力,也極須國際的同情與支持,並且對外積極尋覓合作對象,所以便多次與孫中山接觸。另外中國正好面對五四學運爆發後所帶來的群眾運動狂潮,以及知識份子思想左傾的趨勢,因此中國國民黨在許多方面,確實都無法掌握這樣的局面。所以在上述各種主、客觀環境的配合下,1922年孫中山採行了對中國現代有深遠影響的「聯俄容共」政策。
俄國十月革命後,孫中山從1918年夏季起,便一直和列寧有函件上的往來,討論中國革命的問題。1920年起,孫中山先後會見共產國際代表維廷斯基(1920年上海)、少共國際代表達林(1922年桂林),討論雙方的合作問題。在和馬林的會唔當中,孫中山已經允諾中國共產黨員可以以個人的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8月下旬,中共黨員陳獨秀與李大釗便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
1922年陳炯明叛變給予孫中山相當沉重的打擊,1923年1月孫中山在上海會見蘇俄政府特使越飛(Joffe),發表著名的「孫越宣言」,公開揭示了聯俄的政策。6月,俄國軍事顧問抵達廣州,8月孫中山委派以蔣中正為首的「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俄考察俄國黨、政、軍的情況,10月6日蘇俄駐北京政府代表加拉罕介紹的鮑羅廷(Michael Borodin)抵達廣州,作為俄共駐廣州的代表,孫中山委任他為國民黨組織教練員,參加並且促進中國國民黨早日完成改組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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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epochtimes.com/b5/3/5/1/n306703.htm
http://www.cohss.fcu.edu.tw/paper/4-12.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