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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的起点应当说是很高的。那时慈禧挟光绪,恓恓惶惶地逃到西安,这时的形势,不但列强压迫清廷进行必要的改革,朝野上下一致要求除旧布新,而且最高统治者本身也深刻认识到完全按旧的方式很难维持统治。于是在几乎没有反对派的情况下,清廷开始了举国认识一致的新政。新政向第二阶段的接转也是很好的。一直到1908年,随着形势的发展与变化,清廷大体上是及时调整、布置新政的深入的。但是到1908年后,当改革进入开国会、行宪政时,清廷就开始挂羊头卖狗肉了。
清廷的清末新政,本质上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改良,其标志是宪政改革,其形式是实行君主立宪制,其关键是原来的皇权要向国民让渡根本的权力。历史已证明,君主与立宪在许多情况下可以互相融合,但这种融合的决定性要件是君权出让给民权。正是在这一点上,清廷最高统治者和统治集团表现了犹豫和后退,终于导致新政的失败,也终于使革命派取得了国人的支持,将清朝推翻。
其实私欲一直是发动新政的清朝统治者的公开而又隐秘的动力之源。新政之发轫,作为清廷的实际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其动机之一就是对付日渐高涨的反清革命。此后实行宪政,真正打动慈禧的也是皇权永固,内乱可弥。因此,在改革官制中,慈禧保留了军机处,而不设立责任内阁,实际上否定了三权分立,维持了皇权。同时在新设立的十一个部中,汉族官员只有四席,而满族官员占了六席,另有蒙族一席,这样的改革结果甚至不如改革前的各部首长满汉各半的状况,并且主要的部都由满族担任。这样的改革,自然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认为是“伪改革”。
特别是光绪与慈禧于1908年相继辞世,继任的帝国统治者――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满族贵族集团,既不具有慈禧的政治统驭能力,又更明显地表露了维护皇族集团既得利益的色彩,表现出反动的本质一面,于是激化了与立宪派和革命派的矛盾,使清廷处于极其被动和混乱的地步。1911年5月清廷宣布设立内阁,并发表内阁成员名单,其13名成员中,竟有满人9名,汉人只占4名;而9名满人中,皇族竟然又占7名,并居于领导和核心地位。这一皇族内阁,充分暴露了清政府以立宪之名行集权之实的用心,使天下极为失望,不但激起了立宪派的一系列反对和抗议之活动,就连立宪派元首之一的梁启超也转而赞成革命,而且给革命派以更坚定的信念和更大的能量,以暴力革命形式来推翻帝国。
清帝国的覆亡,虽然为大多数后人肯定,但对清朝灭亡于新政时期,总令人叹惋。联想到辛亥革命后中国虽然“共和”,但直到1949年前,陷入数十年的内乱与外患,不但未能强国富民,反而专制依旧,贫弱依旧――人们于是不免想象如果二十世纪初的新政成功,中国抓住那一次机会,是否会有另一番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