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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由于是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权,加之当政期间,国家与西方列强多方面接触,正式纳入世界格局,所以国内各种矛盾极其复杂尖锐。清朝在全面继承了明朝体制的同时,屏弃了明朝的黑暗的’厂卫制度‘,却代之以同样黑暗的’文字狱‘,把中国本以缺少氧气的思想流搞的更少生机。但正如乱世出英雄,时势造英雄一样,黑暗总会孕育光明。
清朝初年,随着统治者政策的改变,社会矛盾得到了一些缓解,民间生产生活开始逐步恢复。清初三大思想家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就生活在这个时代。三人均生于明朝,跨两个朝代,激烈复杂的朝代更替,提供了更多的素材,因作风都严谨求实,不忌传统,所以思想中心多以反对封建中央专权为主。王夫之主张“公天下”,反对“家天下”,反对把皇室一家一姓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划等号。黄宗羲作《明夷待访录》,猛烈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断言“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主张改革土地、赋税制度,提出“工商皆本”的先进思想,批判了传统的农本工商末的观点。顾炎武著《日知录》,书曰“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名言就是这样来的。三人推崇原始儒学,对程朱理学持批判态度,对清朝学术文化有深远的影响。顾炎武更被梁启超称为‘清学开山之祖’。
清朝走到晚期的时候,尤其到了1840年前后,不断加深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西方文化的传入都促使思想更加的活跃了起来。说到晚清思想,就不能不说到‘春秋公羊学’,春秋公羊学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次,一次是两汉,一次是清末,都是中国社会出现大转变的时候,这绝不是偶然,因为其基本精神就是‘改制’。公羊家的历史任务就是在经济基础上搭配合适的上层建筑,这极大的影响了当时的比较开明的人。龚自珍就深受其影响,一生追求‘更法’,青年时代所撰《明良论》、《乙丙之际著议》等文,对封建专制的积弊,进行了揭露和抨击。他指出社会动乱的根源在于贫富不相齐,要求改革科举制,多方罗致“通经致用”的人才,为康有为等人倡公羊学说变法图强开了先声。
1852年,魏源编写完成《海国图志》100卷,书中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等论点,主张学习西方技术,制造战舰、火器,以及选兵、练兵、养兵的方法,改革中国军队;提倡创办民工业,允许私人设立厂局,自行创造与销售轮船、器械等,使国家富强;主张革新去弊;对清朝长期固步自封的闭关政策和媚外求和的投降路线予以犀利的批判。魏源文武全才,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参加了浙东抗英战役,并在前线亲审俘虏。
随着与西方接触的深入,大量西方书籍得到翻译,不断开拓着中国人的眼界,这其中以严复,林纾为代表,有‘译才并世数严林’的说法。林纾以《巴黎茶花女遗事》开始译书的生涯,之后27年里或单独或合作先后翻译了180余部西方小说,其中包括: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德》、西班牙塞万提斯的《魔侠传》、英国司哥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笛符的《鲁滨逊漂流记》等。这些译本牢固的确立了林纾新文化先驱和译界之王的地位。严复1877年到1879年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就读普茨毛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回国后,积极倡导西学的启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论》的翻译工作。在《天演论》中,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此外,他还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他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严复还被毛泽东同志成为共产党以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四大人物之一。1912年,严复任北京大学校长。
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传入,很大程度改变着中国文人的思维方式,中国维新派开始逐渐形成。1897年,谭嗣同写成了维新派第一部哲学著作《仁学》,他在这部著作中,愤怒地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所造成的“惨祸烈毒”和三纲五常对人性的摧残压抑。同时指出,封建纲常礼义完全是那些专制君主用作统治的工具,特别是君臣一伦,更是“黑暗否塞、无复人理”。因此,对于那些昏暴的专制君主,不仅可以不为其尽忠死节,而且可以“人人得而戮之”。谭嗣同成为了维新派中的左翼激进派,在策划宫廷政变后,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豪迈诗句,‘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更彰显了其为理想而献身的悲壮。
康有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领袖。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他联合在北京会试的举人1300余人发动‘公车上书’,请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并在政治、经济、文教等各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改革措施,初步形成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变法纲领。在《上清帝第三书》中,他阐述变法的理由和步骤,提出富国、养民、养士、练兵的自强雪耻之策。接着,又上“第四书”,正式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康有为还创立了〈〈万国公报〉〉,宣传维新改良的益处;完成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提出变法要求,打击封建顽固保守派的“恪守祖训”,为扫除变法维新的障碍准备理论条件。此外,他还在〈〈人类公理〉〉和〈〈大同书〉〉中,从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全面的描述了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
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得力助手,他不仅参加了‘公车上书’,还是宣传变法维新的第一个刊物《中外纪闻》的主要撰稿人,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
虽然维新改良派的戊戌变法失败了,但它毕竟是一次具有进步意义的救亡运动,也是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思想解放运动。它的失败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的道路是根本走不通的。
清朝统治江河日下,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洪秀全在1843年成立了拜上帝会,并编写了《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和《原道救世歌》,将西方宗教教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宣传朴素的平等观念和消灭“阎罗妖”的革命思想,谴责当时社会的腐败、堕落,要求人们净化思想,信拜上帝,以回复到古代“天下为公”的盛世。在起义定都南京后,洪秀全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想实现“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理想,建立自给自足的平均的小农社会,但1859年,辅政洪仁轩提出了与之相左的《资政新篇》,主张兴办交通、银行和矿业等,洪秀全也予以肯定。在思想文化方面,洪秀全以上帝为独一真神,打击佛、道异教,在建都天京后又发起了严禁一切孔孟诸子百家书籍的运动,只允许基督教的新、旧约圣经和太平天国编写的书籍流传,以图加强思想统治。这与中国社会主流传播了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形成尖锐的对抗,必然会遭到儒林人士的反对,加之在起义中宗教重于时务,逐渐脱离了群众,最终还是走回了农民起义的老路,流于失败。
清朝统治者面对空前的危机,也开始改变政策,采取了‘预备立宪’,遍练新军等措施,但是积重难反,大厦将倾。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组建中国同盟会,被推为总理,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政纲,并首次提出三民主义学说。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结束了清朝的封建统治,也标志着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
严复,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被毛泽东同志称为共产党以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四大杰出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