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蘇軾一生中經歷到的重大事件?

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宋代著名的文學家和書畫家，生於宋仁宗景祐四年（一Ｏ三七年），卒於宋徽宗建中元年（一一Ｏ一年）。他和父親蘇洵，弟弟蘇轍被譽為「三蘇」，父子三人在唐宋古文八大家中佔有重要地位。

　　蘇軾的家庭有一種濃郁的文化藝術氣氛，他從小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嘉祐二年（一Ｏ五七年），廿一歲的蘇軾首次出川赴京城參加進士考試，他和弟弟蘇轍同科及第，並深得主考官歐陽修和試官梅堯臣的賞識。嘉祐六年（一Ｏ六一年）蘇軾又參加了朝廷的制策考試，獲得了優異成績，被任命為鳳翔府（今陝西鳳翔）判官，從此踏上了漫長的仕途。

　　北宋中期社會潛伏著嚴重的危機。蘇軾針對財乏、兵弱和官冗等政治弊端向朝廷進呈了大量策論，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意見。朝廷內部又出現了新、舊黨爭，其實就是改革與反改革，變法與反變法的鬥爭。 蘇軾採取了中間溫和的政治態度。蘇軾並不完全否定新法，他提出「欲速則不達」，希望應該步驟穩健，徐徐而來。蘇軾的這些意見沒有被神宗和王安石採納，他感到壓力很大，處境困難，於是請求外調。

此後，他相繼在許多地方任職，因不被朝廷重用而鬱鬱寡歡。但他在地方任職期間，努力為百姓做實事，懲辦悍吏，滅蝗救災，訓練軍隊，對地方行政也進行了一些改革。

　　北宋中期朝廷內部鬥爭日趨激烈，一場嚴肅的變法爭鬥逐漸演變為排斥和打擊異己的爭鬥。監察御史把蘇軾詩中某些諷刺新法的部份誇大為對朝廷乃至對神宗的不滿，說他有叛逆思想，由於神宗祖母曹太后的干預和許多大臣的講情，只定蘇軾個「譏諷政事」的罪名，被貶為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這就是北宋歷史上有名的文字獄－烏合詩案。

　　元豐三年（一0八0年）二月，四五歲的蘇軾到達貶所黃州，元豐五年七月和十月，蘇軾兩次遊黃州附近的赤壁，寫下了《赤壁賦》和《念奴嬌．赤壁懷古》這樣膾炙人口、流傳千古的名篇。從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對自然、歷史和人生的認識，也可以看出此期的蘇軾由於政治上的種種挫折導致他思想上消極苦悶的一面，只是這種消極苦悶的情緒表現得比較豁達開朗而已，明顯地反映出老莊崇尚自然、隨遇而安的哲學思想對他的影響。另一方面，蘇軾畢竟是一個有理想、有熱情的人，想到周瑜三十歲左右就功成名就，面對壯麗的江山和古代英雄的業績他讚嘆不已，藉此抒發自己建功立業的雄心壯志。可是如今自己已經是華髮早生，不僅功業未就，而且身遭貶斥，這又不能不令人痛心疾首。在這些作品中消極與豁達，奮發與感傷這兩種對立、矛盾的思想感情聚合在一起，可以看出儒家與佛老的哲學思想對蘇軾的影響。

　　　蘇軾一生長期貶官，道路坎坷。由於溫和的改革思想使他不僅和變法派不相容，又和保守派相矛盾，身處政治夾縫之中，因此不管是變法派還是保守派上台，他都成為排斥乃至打擊的對象，這就是他一生悲劇命運的根本原因。
仕途
嘉佑二年(1057年)，蘇軾才20歲，與弟弟蘇轍一同進京參加會考，蘇軾中進士第2名。當時主試官是歐陽脩，蘇軾以一篇《刑賞忠厚之至論》的論文得到考官梅堯臣的青睞，並推薦給主試官歐陽修。歐陽修亦十分讚賞，原本欲拔擢為第一，但又怕該文為自己的門生曾鞏所作，為了避嫌，列為第二。結果試卷拆封後才發現該文為蘇軾所作，而取為第一的是曾鞏，正是陰錯陽差，弄巧成拙。到了禮部複試時，蘇軾再以《春秋對義》居曾鞏之前，中乙科。

治平三年(1066年)，父蘇洵過世，蘇軾回蜀守喪，英宗憐之，同意以官船載運蘇軾一家。

熙寧二年(1069年)，任祠部員外郎，反對王安石變法中的一些作為，王安石於是屢次在神宗前詆毀蘇軾，司馬光、范鎮舉薦蘇軾作諫官，王安石力反之，皇帝想讓蘇軾寫起居注，王安石向皇帝進言，說蘇軾在回家守喪時，乘機販運蘇木（一種染料），最後皇帝放棄這個任命。三年，因為蘇軾一直反對王安石，王安石門下的御史謝景溫又誣陷蘇軾販賣私鹽，范鎮極辯蘇軾販鹽之誣，並願意退休負責。

熙寧三年（1070年），蘇軾擔任當年度的科舉主考官，蘇軾本欲擬上官均為第一名（狀元），因發現上官均的策論有詆毀王安石變法的情況，便改上官均為第二名。

熙寧五年（1072年）蘇軾因不堪新黨的迫害，求外職，皇帝本欲予以知州，但王安石只願予之潁州通判，皇帝最後折中，讓蘇軾擔任比較好的杭州通判，三年之後升為知州，連知密州、徐州、湖州。熙寧十年四月，赴任徐州，是年七月七日，黃河決口，水困徐州，蘇軾參加救災。

元豐二年（1079年），四十三歲時，因烏臺詩案入獄，幾死，因為寫文章向朝廷訣別，太皇太后曹氏、王安禮等人出面力挽，皇帝動心，蘇軾終免一死，貶謫為「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為其文學創作生涯的重要階段，而神宗亦愛其才，終得以保全，翌年被貶至黃州（今湖北省黃岡市），在黃州「深自閉塞，扁舟革履，放浪山水之間，與漁樵雜處」[12]，與張懷民交遊，也結交禪門人士，當時佛印擔任廬山歸宗寺住持，與蘇軾時有往來[13]。蘇軾有〈戲答佛印偈〉曰：「百千燈作一燈光，儘是恆沙妙法王，是故東坡不敢借，借君四大作禪床。」元豐七年離開黃州。

元祐元年（1086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垂簾聽政，回朝任禮部郎中、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元祐四年（1089年）拜龍圖閣學士，曾出知杭州、潁州等，官至禮部尚書。

紹聖元年（1094年）被哲宗貶謫至惠州、儋州（海南島）。

元符三年（1100年），宋徽宗即位，向太后垂簾聽政，下詔讓蘇軾北還。

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夏天因冷飲過度，下痢不止，又誤服黃芪，結果病情惡化，「齒間出血如蚯蚓者無數」，七月二十八日於常州孫氏館病卒，[14]終年六十五歲。由弟蘇轍歸葬於郟縣小峨眉山。南宋宋孝宗追贈諡號「文忠」。

蘇軾在政治上不屬於任何派別，也因此疲於應付新舊黨爭，遇事「如食內有蠅，吐之乃已」[15]，蘇軾既反對王安石比較急進的改革措施，也不同意舊黨司馬光盡廢新法[16]，在新舊兩黨間均受排斥，仕途坎坷，時常遠貶外方，不過他在各地居官清正，為民興利除弊，政績頗善，口碑甚佳，杭州西湖的蘇堤就是實證。
《宋史》：「蘇軾自為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曆聖德詩》至蜀中者，軾歷舉詩中所言韓、富、杜、范諸賢以問其師。師怪而語之，則曰：「正欲識是諸人耳。」蓋已有頡頏當世賢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州。器識之閎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為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為。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為也。仁宗初讀軾、轍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神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為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陽修先識之，其名遂與之齊，豈非軾之所長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嗚呼！軾不得相，又豈非幸歟？或謂：「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為，尚得為軾哉？」[37]
宋仁宗：「吾今又為吾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
劉安世說：「東坡立朝大節極可觀，才意高廣，惟己之是信。」[38]
黃庭堅：「人謂東坡作此文，因難以見巧，故極工。余則以為不然。彼其老於文章，故落筆皆超逸絕塵耳。」[39]、給蘇軾的輓聯說：「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40]、「真神仙中人。」[20]
蘇轍說蘇軾：「其於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見義勇於敢為，而不顧其害。用此數困於世，然終不以為恨。」[41]在蘇軾行跡所到之處都被民眾紀念，如黃岡、杭州、海南島等地區，都有蘇軾的祠廟。
晁無咎：「蘇東坡詞，人謂多不諧音律。然居士詞橫放傑出，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者。」
王直方：「東坡嘗以所作小詞示無咎、文潛，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對曰：『少游詩似小詞，先生小詞似詩。』」[42][43]
王灼：「東坡先生以文章餘事作詩，溢而作詞曲，高處出神入天，平處尚臨鏡笑春，不顧儕輩。或曰：『長短句中詩也。』為此論者，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詩與樂府同出，豈當分異？若從柳氏家法，正自不分異耳。東坡先生非心醉於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今少年妄謂東坡移詩律作長短句，十有八九不學柳耆卿則學曹元寵，雖可笑，亦毋用笑也。」[44]
宋孝宗：「忠言讜論，立朝大節，一時廷臣無出其右。」
宋高宗追贈其為太師，諡為「文忠」[45]。
陸游評蘇：「世言東坡不能歌，故所作東府詞多不協。晁以道謂：紹聖初，與東坡別於汴上，東坡酒酣，自歌〈古陽關〉。則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聲律耳。試取東坡諸詞歌之，曲終，覺天風海雨逼人。」[46]、「公不以一身禍福，易其憂國之心，千載之下，生氣凜然。」
陳洵：「東坡獨崇氣格，箴規柳、秦，詞體之尊，自東坡始。」
徐度：「（柳永）詞雖極工致，然多雜以鄙語，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其後歐、蘇諸公繼出，文格一變，至為歌詞，體制高雅。」
胡寅：「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也。文章豪放之士，鮮不寄意於此者，隨亦自掃其跡，曰謔浪遊戲而已也。唐人為之最工者。柳耆卿後出，掩眾制而盡其妙。好之者以為不可復加。及眉山蘇氏，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然乎塵垢之外，於是花間為皂隸，而柳氏為輿台矣。」[47]
王若虛：「是直以公為不及於情也。嗚呼！風韻如東坡，而謂不及於情，可乎？彼高人逸士，正當如是。其溢為小詞，而閒及於脂粉之間，所謂滑稽玩戲，聊復爾爾者也。若乃纖艷淫媟，入人骨髓，如田中行、柳耆卿輩，豈公之雅趣也哉？公雄文大手，樂府乃其遊戲，顧豈於流俗爭勝哉？蓋其天資不凡，辭氣邁往，故落筆皆絕塵耳。」[48]
劉辰翁：「詞至東坡，傾盪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
元好問：「唐歌詞多宮體，又皆極力為之。自東坡一出，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萬古凡馬空」氣象。雖時作宮體，亦豈可以宮體概之？人有言，樂府本不難作，從東坡放筆後便難作。此殆以工拙論，非知坡者。所以然者，詩三百所載小夫賤婦幽憂無聊賴之語，時猝為外物感觸，滿心而發，肆口而成者爾。其初果欲被管弦。諧金石，經聖人手，以與六經並傳乎？小夫賤婦且然，而謂東坡翰墨遊戲，乃求與前人角勝負，誤矣。自今觀之，東坡聖處，非有意於文字之為工，不得不然之為工也。坡以來，山谷、晁無咎、陳去非、辛幼安諸公，俱以歌詞取稱，吟詠性情，留連光景，清壯頓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語意拙直，不自緣飾，因病成妍者，皆自坡發之。」[49]
王士禎：「山谷云：「東坡書挾海上風濤之氣。」讀坡詞，當作如是觀，瑣瑣與柳七較錙銖，無乃為髯公所笑？」[50]、「漢魏以來，二千餘年間，以詩名其家者眾矣。顧所號為仙才者，唯曹子建、李太白、蘇子瞻三人而已。」
袁枚評蘇詩：「有才而無情，多趣而少韻：由於天分高，學力淺也。有起而無結，多剛而少柔：驗其知遇早晚景窮也。」
周濟：「人賞東坡粗豪，吾賞東坡韶秀。韶秀是東坡佳處，粗豪則病也。東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古文、書、畫皆爾，詞亦爾。」[51]
劉熙載：「東坡詞頗似老杜詩，以其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則時與太白為近。太白《憶秦娥》，聲情悲壯。晚唐、五代，惟趨婉麗。至東坡始能復古。後世論詞者，或轉以東坡為變調，不知晚唐、五代乃變調也。東坡《定風波》云：『尚余孤瘦雪霜姿。」《荷花媚》云：『天然地，別是風流標格。』、『雪霜姿』、『風流標格』，學坡詞者，便可從此領取。東坡詞具神仙出世之姿，方外白玉蟾諸家，惜未詣此。」[52]
曾國藩：「古人稱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立德最難，自周漢以後，罕見德傳者。立功如蕭、曹、房、杜、郭、李、韓、岳，立言如馬、班、韓、歐、李、杜、蘇、黃，古今曾有幾人？」[53]
蔡嵩雲：「東坡詞，胸有萬卷，筆無點塵。其闊大處，不在能作豪放語，而在其襟懷有涵蓋一切氣象。若徒襲其外貌，何異東施效顰。東坡小令，清麗紆徐，雅人深致，另闢一境。設非胸襟高曠，焉能有此吐屬。」
湯鵬：「是故燕惠王有樂毅而不能用，楚懷王有屈平而不能用，項羽有范增而不能用，漢文有賈誼而不能用，唐德宗有陸贄而不能用，宋神宗有蘇軾而不能用，此左右譖愬之罪也，此乾坤憾事也。」
王鵬運：「北宋人詞，如潘逍遙之超逸，宋子京之華貴，歐陽文忠之騷雅，柳屯田之廣博，晏小山之疏俊，秦太虛之婉約，張子野之流麗，黃文節之雋上，賀方回之醇肆，皆可模擬得其仿佛。唯蘇文忠之清雄，夐乎軼塵絕世，令人無從步趨。蓋霄壤相懸，寧止才華而已？其性情，其學問，其襟抱，舉非恆流所能夢見。詞家蘇辛並稱，其實辛猶人境也，蘇其殆仙乎！」[54]
沈曾植：「東坡以詩為詞，如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此後山談叢語也。然考蔡絛鐵圍山叢談，稱：『上皇在位，時屬昇平。手藝之人有稱者，棋則有劉仲甫、晉士明，琴則有僧梵如、僧全雅，教坊琵琶則有劉繼安，舞有雷中慶，世皆呼之為雷大使，笛則孟水清。此數人者，視前代之技皆過之。』然則雷大使乃教坊絕技，謂非本色，將外方樂乃為本色乎？」[55]
夏敬觀：「東坡詞如春花散空，不著跡象，使柳枝歌之，正如天風海濤之曲，中多幽咽怨斷之音，此其上乘也。若夫激昂排宕、不可一世之概，陳無己所謂：『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乃其第二乘也。後之學蘇者，惟能知第二乘，未有能達上乘者，即稼軒亦然。東坡《永遇樂》詞云：『紞如三鼓，鏗然一葉，黯黯夢雲驚斷。夜茫茫，重尋無處，覺來小園行遍。』此數語，可作東坡自道聖處。」[56]
王國維：「以宋詞比唐詩，則東坡似太白，歐、秦似摩詰，耆卿似樂天，方回、叔原則大曆十子之流。」[57]
錢穆說：「蘇東坡詩之偉大，因他一輩子沒有在政治上得意過。他一生奔走潦倒，波瀾曲折都在詩裡見。但蘇東坡的儒學境界並不高，但在他處艱難的環境中，他的人格是偉大的，像他在黃州和後來在惠州、瓊州的一段。那個時候詩都好，可是一安逸下來，就有些不行，詩境未免有時落俗套。東坡詩之長處，在有豪情，有逸趣。其恬靜不如王摩詰，其忠懇不如杜工部。」、「他們（蘇氏兄弟）的學術因罩上一層極厚的釋老的色采，所以他們對於世務，認為並沒有一種正面的、超出一切的理想標準。他們一面對世務卻相當練達，憑他們活的聰明來隨機應付。他們亦並不信有某一種制度，定比別一種制度好些。但他們的另一面，又愛好文章辭藻，所以他們持論，往往渲染過分，一說便說到盡量處。近於古代縱橫的策士。」[58]
方東樹《昭昧詹言》云：「東坡……自以真骨面目與天下相見，隨意吐屬，自然高妙。」
1930年代，當林語堂尚在海外飄零之時，身邊卻時時攜帶笨重的蘇軾文集，後來寫下文詞優美、膾炙人口的《蘇東坡傳》。當他在《蘇東坡傳》中提到為其作傳的理由時，說：「像蘇東坡這樣富有創造力，這樣守正不阿，這樣放任不羈，這樣令人萬分傾倒而又望塵莫及的高士，有他的作品擺在書架上，就令人覺得有了豐富的精神食糧。現在我能專心致力寫他這本傳記，自然是一大樂事，此外還需要什麼別的理由嗎？」[59]這正切中林語堂自己的讚嘆：「蘇東坡自有其迷人魔力。」、「蘇東坡是一個無可救藥的樂天派、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一個百姓的朋友、一個大文豪、大書法家、創新的畫家、造酒試驗家、一個工程師、一個憎恨清教徒主義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個皇帝的秘書、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專唱反調的人。一個月夜徘徊者、一個詩人、一個小丑。但是這還不足以道出蘇東坡的全部……蘇東坡比中國其他的詩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豐富感、變化感和幽默感，智能優異，心靈卻像天真的小孩——這種混合等於耶穌所謂蛇的智慧加上鴿子的溫文。」
王水照認為蘇軾文學作品的數量之巨為北宋著名作家之冠，質量之優則為北宋「文學最高成就的傑出代表」。[30]
2000年，法國《世界報》認為蘇東坡的從政生涯與他的琴棋書畫一樣，都是人類的文化瑰寶，並且在專欄「千年人物」中，評選蘇軾為唯一一位入選的中國人（共12位）[60][61]。
2017/08/13，法國《世界報》副主編Jean-Pierre Langellier在第八屆蘇東坡文化節的演講時，盛讚蘇東坡的天才與人道精神。[62]
講起蘇軾蘇東坡，人們眼前多會浮現民間傳說及電視電影中演繹的形象，除了喜愛食，經常作詩寫詞畫畫寫家書，以及他對紅顏知己的感情史，他在史實上到底是如何？看完以下亦點，只見「驛馬星動」，一生相當不穩，但從他書信及文獻當中，知道他是個豁達、開朗又有幽默感，能享受生活的人，不得不佩服。　



1. 本身科舉考第一

蘇東坡在宋嘉祐元年(1056年)，以虛齡21出川赴京參加朝廷科舉。第二年，他參加了禮部的考試，以一篇《刑賞忠厚之至論》獲得主考官歐陽修的賞識，卻因歐陽修誤認為是自己的弟子曾鞏所作，為了避嫌，使其只得第二。
2. 為官即現政治危機

蘇東坡入朝為官時，社會繁榮背後隱藏著政治危機，神宗即位後，任用王安石，支持變法。蘇東坡的許多師友，包括當初賞識他的恩師歐陽修，因與王安石變法政見不合，被迫離京。蘇東坡因見到新法損害百姓利益，加上政治思想保守的他，就上書反對。



好明顯，結果就像他的的師友一樣，不容於朝廷。於是自求外放，調任杭州通判，其實等於被貶。



3. 被陷不義

蘇東坡雖然外放，但憑著厲害的政治執行力，深得民心。在杭州待了三年，再被調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政績顯赫。好景持續大概十年，便遇上人生第一禍－「烏台詩案」。



有人故意將他的詩句扭曲，諷刺王安石新法。他因為作詩被大造文章，被以「文字毀謗君相」的罪名，坐了103天監，幾乎人頭落地，多得北宋太祖趙匡胤「不殺士大夫」國策，才逃過一劫。



4. 任民間組織副隊長

出獄以後，蘇軾被降職為黃州團練副使，就有如高官一下子成為清潔大隊長。團練副使職位相當低微，無實權，心灰意冷又要求存，帶領家人種田幫補家計，「東坡居士」的別號，就是他在這個時候起的。
5. 神宗駕崩，風水輪流轉

神宗駕崩，年幼哲宗即位，高太后聽政，以王安石為首新黨被打壓，司馬光重新被啟用為相，蘇東坡終於還朝，短短時間由禮部郎中升至翰林學士知制誥，為皇帝起草詔書。



6. 始終做地方官好

蘇東坡見到新興勢力與王安石集團互鬥，始終都沒有歸邊，再度自求外調。回到杭州擔任太守，修了一項重大的水利建設，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邊築了一道堤壩，也就是著名的「蘇堤」。
蘇軾在杭州過得很愜意，但又因為政見問題，不斷被流放、貶官，到處派遣遷調，他一度被放逐海南，僅比滿門抄斬罪輕一等。到了宋哲宗符三年 (1101年)大赦，復任朝奉郎，北歸途中，卒於常州，享年六十六歲。

蘇堤急進;盡廢辛棄疾.

元豐二年（1079年），四十三歲的蘇軾被調為湖州知州。上任後，他即給神宗寫了一封《湖州謝表》，這本是例行公事，但蘇軾是詩人，筆端常帶感情，即使官樣文章，也忘不了加上點個人色彩，說自己“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這些話被新黨利用，說他“愚弄朝，妄自尊大”、“銜怨懷怒”、“指斥乘輿”、“包藏禍心”，又諷刺政府，莽撞無禮，對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謂死有餘辜。他們從蘇軾的大量詩作中挑出他們認為隱含譏諷之意的句子，一時間，朝廷內一片倒蘇之聲。 
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才三個月的蘇軾被禦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師，受牽連者達數十人。這就是北宋著名的“烏台詩案”（烏台，即禦史台，因其上植柏樹，終年棲息烏鴉，故稱烏台）。 
烏台詩案這一巨大打擊成為蘇軾一生的轉捩點。新黨們非要置蘇軾於死地不可，救援活動也在朝野同時展開。不但與蘇軾政見相同的許多元老紛紛上書，連一些變法派的有識之士也勸諫神宗不要殺蘇軾。王安石當時退休金陵，也上書說：“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這場詩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決”，蘇軾得到從輕發落，貶為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受當地官員監視。蘇軾下獄一百零三日，險遭殺身之禍。幸虧宋太祖趙匡胤時定下不殺士大夫的國策，他才算躲過一劫。 
 
被貶黃州 
黃州團練副使一職相當低微，並無實權，而此時蘇軾經此一役已變得心灰意冷。蘇軾到任後，心情鬱悶，曾多次到黃州城外的赤壁山遊覽，寫下了《赤壁賦》、《後赤壁賦》和《念奴嬌·赤壁懷古》等名作，以此來寄託他謫居時的思想感情。公務之余，他帶領家人開墾城東的一塊坡地，種田幫補生計。“東坡居士”的別號便是蘇軾在這時起的。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元祐六年八月调往颍州任知州、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任扬州知州、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任定州知州。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州（今广东惠阳）。 
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六十二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州）。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在宋代一百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苏轼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在儋州流传下来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表达了人们的缅怀之情，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

蘇軾（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北宋時著名的文學家、政治家、藝術家、醫學家。字子瞻，一字和仲，號東坡居士、鐵冠道人[1]。嘉佑二年進士，累官至端明殿學士兼翰林學士，禮部尚書。南宋理學方熾時，加賜諡號文忠，複追贈太師。有《東坡先生大全集》及《東坡樂府》詞集傳世，宋人王宗稷收其作品，編有《蘇文忠公全集》。

其散文、詩、詞、賦均有成就，且善書法和繪畫，是文學藝術史上的通才，也是公認韻文散文造詣皆比較傑出的大家。蘇軾的散文為唐宋四家（韓柳歐蘇）之末，與唐代的古文運動發起者韓愈並稱為「韓潮蘇海」，也與歐陽修並稱「歐蘇」；更與父親蘇洵、弟蘇轍合稱「三蘇」，父子三人，同列唐宋八大家。蘇軾之詩與黃庭堅並稱「蘇黃」[2]，又與陸游並稱「蘇陸」[3]；其詞「以詩入詞」，首開詞壇「豪放」一派，振作了晚唐、五代以來綺靡的西崑體餘風。後世與南宋辛棄疾並稱「蘇辛」，惟蘇軾故作豪放，其實清朗；其賦亦頗有名氣，最知名者為貶謫期間借題發揮寫的前後《赤壁賦》。宋代每逢科考常出現其文命題之考試，故當時學者曰：「蘇文熟，喫羊肉、蘇文生，嚼菜羹」。藝術方面，書法名列「蘇、黃、米、蔡[4]」北宋四大書法家（宋四家）之首；其畫則開創了湖州畫派；並在題畫文學史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政治上，在王安石變法期間，雖贊同政治應該改革，但反對王安石任用的後任呂惠卿及一些「拗」的政策，招來新黨爪牙李定橫加陷害；後來又因反對「盡廢新法」受到司馬光為首的舊黨斥退，終生當不了宰相。在新舊黨爭中兩邊不討好導致仕途失意，被侍妾王朝雲戲稱為「一肚皮不合時宜」。[5]元祐更化中，一度官至尚書；宋哲宗紹聖復述又加貶謫至儋州（海南島）；徽宗即位，遇赦北歸時病卒於常州。墓在河南郟縣 。祖父蘇序，表字仲先。祖母史氏。父蘇洵，母程氏。蘇洵曾自稱是初唐大臣蘇味道後裔[6]。然而蘇洵自己也承認蘇味道的後人與自己的高祖之間世系不可考證，蘇洵的高祖才是信史的上限。蘇洵的尋根方法，在當時就有人不以為然。柳立言認為蘇洵修撰族譜編寫世系，將三百多年前的唐代宰相蘇味道當做自己家族的始遷祖，是看中蘇味道的知名度，蘇洵編訂族譜的目的是不問親疏，團結族人，爭取共享政治和社會資源，以虛構始祖來聯宗[7]。蘇軾生於宋仁宗景祐三年[8]。其父名之「軾」意為車前的扶手，取其默默無聞卻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9]。蘇軾年幼時父親出遊在外，母親將其養大，並教他讀書，曾令其以范滂為榜樣[10]。蘇軾生性放達，好交友[11]。和其父蘇洵、其弟蘇轍並稱「三蘇」。 嘉佑二年(1057年)，蘇軾才20歲，與弟弟蘇轍一同進京參加會考，蘇軾中進士第2名。當時主試官是歐陽脩，蘇軾以一篇《刑賞忠厚之至論》的論文得到考官梅堯臣的青睞，並推薦給主試官歐陽修。歐陽修亦十分讚賞，原本欲拔擢為第一，但又怕該文為自己的門生曾鞏所作，為了避嫌，列為第二。結果試卷拆封後才發現該文為蘇軾所作，而取為第一的是曾鞏，正是陰錯陽差，弄巧成拙。到了禮部複試時，蘇軾再以《春秋對義》居曾鞏之前，中乙科。

治平三年(1066年)，父蘇洵過世，蘇軾回蜀守喪，英宗憐之，同意以官船載運蘇軾一家。

熙寧二年(1069年)，任祠部員外郎，反對王安石變法中的一些作為，王安石於是屢次在神宗前詆毀蘇軾，司馬光、范鎮舉薦蘇軾作諫官，王安石力反之，皇帝想讓蘇軾寫起居注，王安石向皇帝進言，說蘇軾在回家守喪時，乘機販運蘇木（一種染料），最後皇帝放棄這個任命。三年，因為蘇軾一直反對王安石，王安石門下的御史謝景溫又誣陷蘇軾販賣私鹽，范鎮極辯蘇軾販鹽之誣，並願意退休負責。

熙寧三年（1070年），蘇軾擔任當年度的科舉主考官，蘇軾本欲擬上官均為第一名（狀元），因發現上官均的策論有詆毀王安石變法的情況，便改上官均為第二名。

熙寧五年（1072年）蘇軾因不堪新黨的迫害，求外職，皇帝本欲予以知州，但王安石只願予之潁州通判，皇帝最後折中，讓蘇軾擔任比較好的杭州通判，三年之後升為知州，連知密州、徐州、湖州。熙寧十年四月，赴任徐州，是年七月七日，黃河決口，水困徐州，蘇軾參加救災。

元豐二年（1079年），四十三歲時，因烏臺詩案入獄，幾死，因為寫文章向朝廷訣別，太皇太后曹氏、王安禮等人出面力挽，皇帝動心，蘇軾終免一死，貶謫為「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為其文學創作生涯的重要階段，而神宗亦愛其才，終得以保全，翌年被貶至黃州（今湖北省黃岡市），在黃州「深自閉塞，扁舟革履，放浪山水之間，與漁樵雜處」[12]，與張懷民交遊，也結交禪門人士，當時佛印擔任廬山歸宗寺住持，與蘇軾時有往來[13]。蘇軾有〈戲答佛印偈〉曰：「百千燈作一燈光，儘是恆沙妙法王，是故東坡不敢借，借君四大作禪床。」元豐七年離開黃州。

元祐元年（1086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垂簾聽政，回朝任禮部郎中、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元祐四年（1089年）拜龍圖閣學士，曾出知杭州、潁州等，官至禮部尚書。

紹聖元年（1094年）被哲宗貶謫至惠州、儋州（海南島）。

元符三年（1100年），宋徽宗即位，向太后垂簾聽政，下詔讓蘇軾北還。

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夏天因冷飲過度，下痢不止，又誤服黃芪，結果病情惡化，「齒間出血如蚯蚓者無數」，七月二十八日於常州孫氏館病卒，[14]終年六十五歲。由弟蘇轍歸葬於郟縣小峨眉山。南宋宋孝宗追贈諡號「文忠」。

蘇軾在政治上不屬於任何派別，也因此疲於應付新舊黨爭，遇事「如食內有蠅，吐之乃已」[15]，蘇軾既反對王安石比較急進的改革措施，也不同意舊黨司馬光盡廢新法[16]，在新舊兩黨間均受排斥，仕途坎坷，時常遠貶外方，不過他在各地居官清正，為民興利除弊，政績頗善，口碑甚佳，杭州西湖的蘇堤就是實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