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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蒙運動

　　十八世紀的歐洲社會沿著科學革命時期所走的方向，整個歐洲社會文明被進步觀所支配，人們相信隨著時間的過去，人們的生活會越來越好，便對人的問題進行研究，因為人們現在要以科學的方法來研究人的問題，探討國家興敗的原因。這時的政治是世俗的，君主們已經拋棄過去那種君權神授的觀念，但對於宗教，則採取寬容的態度，以理性的方式來管理國家，對過去的事務都感到厭惡，因此他們講求革新。對於國家，他們已經不像路易十四一樣，將它視為自己的財產，而是將它當成全民所有的，認為它是由許多官員共同掌管的，因此這時的君主大都稱自己是「國家的第一僕人」。


哲士

　　傳播啟蒙思想者被稱為「哲士」(Philpsophe)，這群人並非哲學家，而是一群學者、文學家。他們通常是一群通俗作家，企圖利用科學的知識與方法來解釋發生在現實世界的事物，並做修復文本、編年史，以及編百科全書的工作等，使啟蒙觀念得以傳播。
　　由於他們寫作的對象是大眾，所以他們並不會使用難以理解的方式來談，有時他們也會使用故事或戲劇的方式來談他們的觀念，因此出現了像是昂克第‧杜普隆(Anquetil Duperron)利用傳說，與他在西元1762年帶回來的一些古波斯文和梵文手稿，寫成了一本《古代東方史》。伏爾泰也在西元1756年發表了《國家精神似風俗論》一書，這本書是他依據西元1748龐貝(Pompei)挖掘的成果寫成的：而溫克爾曼(Winckelmann)在他的《古代藝術史》中描繪出了藝術興趣與愛好的演變。
　　在十八世紀時，巴黎這個啟蒙運動的中心，常會舉辦一些名人與社交文人的聚會，像這樣的地方我們稱它為「沙龍」，這些沙龍都是由女士主持的。大約從西元1750年之後的二十五年，巴黎最著名的沙龍是由一位戴喬芬(Geoffrin)主持的，她除了晚宴招待這些藝術家與文人之外，還會給予他們經濟上的援助與引薦他們認識一些上流社會的人，因此這些哲士們都很喜歡參加這類的沙龍活動，讓許多的思想在這些沙龍中誕生。
　　此時所有的哲士幾乎都在進行一些社會改革的動作，他們認為任何的組織應該都是為了追求幸福而存在的，因此對快樂的追求也是合情合理的，社會亦要求尊重這些自然的權利，要求寬容以及施行慈善事業，唯有如此人們才可能得到更好的保證，才有可能追求幸福。不過這時的哲學家並不是民主主義者，但他們都是支持發展教育事業的人，並認為法律應該要溫和一些，而且它的作用應該只侷限於保護社會。關於這點在義大利人貝加里亞(Cesre Beccaria，西元1738～1794年)所著的《論罪與刑》(On Crimes and Punishment，西元1764年)中表述出來。
　　就在笛卡兒主義大行其道之際，這系統遭受到洛克(Locke，西元1632～1704年)的衝擊。笛卡兒認為觀念是天賦的，但洛克在他的一篇關於〈人的知性〉(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西元1690年)的文章中明確指出：人的觀念來自於人的感覺，我們所有的知識都來自於經驗。
　　洛克認為人的大腦在剛出生時是一塊白板，上面完全沒有東西，直到嬰兒開始能夠感知外在世界，大腦才開始儲存東西。像這樣的理論，讓當時的啟蒙哲士有「環境決定一切」的想法，這讓笛卡兒的思想體系開始崩潰，因此到了十八世紀時，笛卡兒主義只剩下了方法、條理化、系統化的懷疑法，與對「明顯事實」的追求，數學工具至上的觀念，以及包含了絕對決定論的宇宙機械論觀點。
　　由於奴隸制度的廢除、經濟自由、財產保護、宗教寬容等，都是在啟蒙時代社會上最為流行的思想。因此哲學家也開始將他們的情感從籠罩它的原始野蠻重擔中解脫出來，並把它引向理念的光明。所以西元1760年時，啟蒙時代的哲學便成為菁英階層中一種真正的信仰，這種信仰自有它的哲學理論。像是在西元1750～1764年間出現的百科全書派便將伏爾泰在西元1764年出版的《哲學詞典》奉為圭皋。
　　這本書的理念使得大多數哲學家趨向於「自然神論」(Deism)，這些自然神論者認為，上帝是存在的，但祂創立世界後，便透過自然法則來統治世界，祈求祂改變進程是徒勞無功的。由於這時的人們開始揚棄超自然的世界觀，他們不再畏懼上帝，將祂視為一個宇宙的智者，認為上帝在創造宇宙這個大鐘錶後，便讓它依它的方式去運行，上帝並不會去干涉任何有關人的活動。
　　此外此時也開始出現多神論者，如拉梅特里(La Mettrie)在西元1747年出版的《人－機器》、埃爾維蒂斯(Helevetius)在西元1758年出版的《論精神》、多爾巴克(d’Holback)在西元1770年出版的《自然系統》書中，都對世上的一切用物質的擁有來解釋。由於哲學家的信念掘鬆了啟示宗教的基礎，動搖了教會的權威和君權神授的君主制度，鋪平了「極權專制」的道路，只是在這些問題上，哲學家們的觀點似乎也都不一致。


法國著名的哲士

　　由於當時受過教育的人增加了，人們渴望得到最新的資訊，使得報章雜誌、百科全書與各種不同類型的書籍數量也增加了。因此政府便對各類出版品樹立起「審查制度」，希望以此阻止那些會影響讀者對國家看法的出版品。這樣的審查制度在西班牙與法國相當嚴格，因此就出現像伏爾泰與狄德羅這樣不再攻擊特定事務，而是攻擊很籠統的事情的作家。
　　狄德羅(Diderot，西元1713～1784年)最著名的作品《百科全書》(Encyclopedia)就是在此情況下完成的。由於當時的法律禁止作家對國家、教會進行批評，但狄德羅是一個對當時的宗教極為不滿的人，年輕時的他就曾因批評宗教而被關進牢中，所以他在書中是以委婉的方式將他對宗教的不滿表現出來。至於腓特烈大帝的朋友－伏爾泰(Voltrire，西元1694～1778年)，他出生於一個富裕的中產階級，曾經挖苦過一位貴族，而被放逐到英國，他在英國住過三年，對洛克與牛頓的思想完全臣服。不過他對政治的關心不如他對宗教的關心，他十分反對宗教的控制，他認為宗教迷信是造成宗教迫害的原因，因此十分痛恨。
　　孟德斯鳩(Montesquieu，西元1689～1775年)則是將維科(Vico)的政治社會學發揚光大的人，在他的《法意》(The Spirit of Laws，西元1748年)中提出，不同的歷史、宗教、傳統皆會對政府機構產生影響，因而影響到政治體制。一個好的政治制度通常都會適應自然環境與社會條件，因此君主專制政體適合於熱帶氣候與大的疆域，共和政體則適於小國家，君主立憲則適於像法國這樣的國家。他認為英國的政治制度融合了君主貴族與民主政治，是最好的政治制度，不過為了怕政府最後流於暴虐，他主張三權分立(行政、立法、司法)。
　　盧梭(Jean-Jecues Rousseau，西元1712～1778年)是一位出身於日內瓦的小資產階級家庭，他是一個極敏感又富於幻想的人，卻不是循規蹈矩的人。最初他是醜聞攻擊的對象，然而當他去世時卻受到了無比的敬仰，他是一位先知，民主思想的信徒，在法國大革命期間他的思想也充分展現出來。
　　西元1750年盧梭以他的《論科學與藝術》聞名於世，在這本書中，他支持了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只是它為文明所腐蝕的觀點，因此他提倡回到自然。西元1778年他在出版的《一個孤獨的旅遊者的夢想》中，讚頌在田野中散布漫遊，向大眾介紹以前瑞士詩人，像是阿萊(Haller)與日斯內(Gessner)曾經遊覽過的山脈，他以接近自然的農民為榮，稱頌純樸的生活。
　　盧梭確信本性的可靠，主張把兒童與社會隔離起來，讓他們自己領受自然經驗。他宣揚一種小說家們曾經流露出的多愁善感情懷，這種思想在他的《愛彌兒》(Emile，西元1762年)一書中表現出來，這使他獲得狄德羅(Denis Diderot，西元1713～1784年)這樣的哲學家支持。另外在其作品自然教，這是一個沒有教條沒有崇拜，沒有懲罰的全民宗教，它對形成國民精神和維護人格品質是必不可少的。
　　盧梭擅用熟悉的題材表達其卓越的思想，並賦予了它們一種不同的靈感，使得它們能反擊那些哲人。此外對自然的特殊控制是否僅是為了把它聖神化？慈善事業是否因為同情而行善？重農學判是否是為了造就一些具有農業狂的人？……等等這些問題也為盧梭的個人主義開闢了道路。
　　另一方面，盧梭為了填補古典主義和「啟蒙時代」之間的空無思想，他透過講道者式的雄辯風格，又一次詮釋了雄辯術和抒情文體裁，在那些仍然鍾情於宗教習俗中的人們間，他重新喚起對宗教的感情。盧梭的這些思想打動了那些新近受智識生活所鼓舞的人們，他們在十八世紀教育進步的環境下成倍的增長，熱忱地接受他的感情哲學和政治哲學體系。此外「社會菁英」(貴族和上流資產階級)也被他感傷的思潮所征服，人們毫不懷疑他的政治主張的實際意義，革命者反革命者都被盧梭所折服，而他也喚醒了浪漫的一代。


其他的哲士

　　當人們為了政治結構付出努力的同時，經濟方面法國出現了一個重農學派(Physiocrats)，這個學派的學者與政府有密切的往來，像克奈與屠哥都是法國的重要官員。重農學派的教條是個人主義的，它要求政治自由和經濟自由(自由放任)，堅持認為社會的不平等是一條自然法則。此學派的創始者是克奈(Quesnay)，他是路易十五的醫生，是一位大地主和《經濟卷》一書(西元1758年
)的作者。克奈把決定論的理論帶到現實經濟中來使用，肯定農業認為只有農業才能出產真正的產品，而工業則局限於物質的轉換中。他認為對社會最有用的人是地主和那些大量開發荒地的農場主，在自然法則中，財產和自由必不可少的，國家應該對人們的財產和自由加以保證，因此對生產的束縛、貨物流通和對食品的消費控制，都應該被取消。
　　屠哥(Jacques Turgot，西元1727～1781年)則是第一個表達出「鐵的工資定律」看法的人，他是路易十六任命的第一個財相。為了維持最低的成本，他認為工資應該僅能保留勞動者的生存即可，最好的國家應該是那些參與統治最少的國家。至於他的「天意國家」概念正是舊制度的概念，它代替了「警察國家」，其唯一的目的只是在於保證失序、財產，以及個人自由和經濟自由。其他重農學派經濟學家把他們老師的思想靈活變通，像是古爾內(Gournay)將其理論推廣到了工業，屠哥則把這些思想帶到了行政管理部門。
　　英國在當時出現了自由放任經濟學派，此學派的主要人物是英國的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西元1723～1790年)，它可說是十九世紀自由主義的真正奠基者。亞當‧史密斯的《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西元1776年)一書被視為自由放任經濟學派的經典。他反對重商主義，認為競爭和自由市場是一隻看不見的手，它會自然地調整財富的分配，因此政府不該干涉。
　　至於形上學方面則為轟轟烈烈的心理論戰提供了場所，當柏克萊(Berkeley)對洛克的天賦思想提出反對時，孔蒂拉克(Condillac)在他的感覺論述中使它們轉變了意義，所以學者不應僅是推斷，而是要實質的分析。從這一方面來看，大衛‧休姆(David Hume，西元1711～1776年)在他的《人類理解的哲學散論》(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西元1742年)中確認只有經驗才能教育我們，我們無法清楚的知道哪些，所謂的「知識」與現實世界的真理相符合，因此我們必須根據事情的始末來決定應該採取什麼行動。
　　康德(Immanuel Kant，西元1724～1804年)走得更為遠一些，他堅信我們無法認識世界的本來面目，而是僅僅能夠認識它對我們所顯現出來的，因而認為形而上學是不可確知的，科學雖然只是具有實踐的意義但很真實。他在《純粹理性批判》(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西元1781年)和《實踐理性批判》(The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西元1790年)書中批判了以大衛‧休姆為代表的懷疑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