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是受孔孟思想，但為何砸孔廟燒佛寺?

洪、楊之亂

　　洪、楊先起，亦以「官逼民變」、「天厭滿清」、「朱明再興」等語為號。農民騷動主因，必由於吏治之不良，再促成之於饑荒。在官逼民變的實況下，回憶到民族的舊恨，這是清中葉以後變亂的共通現象。饑荒可以促動農民，卻不能把農民組織起來，要臨時組織農民，便常賴於宗教。

　　秦末東方革命，皆有貴族勢力主持，故變亂最像樣，有規模。西漢末，如光武以宗室起事，然其先綠林、赤眉等皆饑民集為羣盜而已。故騷擾之時期長，社會元氣損失大，而成事不易。東漢末年始有黃巾，為民間以宗教結合起事之始。直至清代，十之七不得不賴於宗教之號召，洪亮吉征邪教疏：「楚、蜀之民，始則惑於白蓮、天主、八卦等教，欲以祈福；繼因受地方官挾制萬端，又以黔省苗氛不靖，派及數省，賦外加賦，橫求無藝，忿不思患，欲借起事以避禍。邪教起事之由如此。」

　　為要在短期唱亂而臨時興起的宗教，決無好內容。 這是農民革命自身一個致命傷。(明太祖其先屬於韓林兒，亦以白蓮教號召；其後能完全一變為民族的立場，實為明室成事主因。)
因中國疆域之廣，饑荒炎歉，只能佔大地之一角。而且饑荒有其自然限制，一兩年後，情形即變。因一時一地的饑荒而激動變亂，要想乘機擴大延長，勢必採用一種流動的恐怖政策，裹脅良民，使他們無家可安，無產可依，只有追隨著變亂的勢力；這便是所渭「流寇」。(最著者如唐末之黃巢，明末之張獻忠、李自成。) 這一種變亂，騷擾區域愈大，虐殺愈烈，則裹脅愈多。然而到底違逆民意，依然成為其自身的又一種致命傷。(元末羣雄並起，則不須為流寇，此亦見元代政治之普遍黑暗。)
用邪教的煽惑起事，用流動的騷擾展開，這是安靜散漫的農民所以能走上長期叛變的兩條路子。可惜這兩條路子，開始便已註定農民革命的命運，使他們只能破壞，不能成功，除非中途能自己改變。
　　洪、楊起事的第一因，在其有一種宗教性之煽惑；而將來所以招惹各方面反對，限制其成功，而逼到失敗路上去的，便是這一種宗教。
　　洪、楊因地理的關係，(洪秀全廣東花縣人，先由嘉應州客民移去。)開始附會採用西洋的耶教。 洪秀全「天父、天兄」的造托，一面攫到廣西深山中愚民的擁戴，一面卻引起傳統的讀書人之反感。

　　忠王李秀成供狀謂：「天王常在深山內藏，密教世人敬拜上帝。亦有讀書明白之士子不從，從者俱是農夫寒苦之家，積歲成眾。知欲立國深遠圖者，皆東王楊秀清、西王蕭朝貴、南王馮雲山、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天官丞相秦日昌六人。除此未有人知道天王欲立江山之事。自教人拜上帝之後，數年未見動靜。至道光二十七、八年上下，廣西賊盜四起，擾亂城鎮。各居戶多有團練，與拜上帝之人，兩有分別。拜上帝人與拜上帝一夥，團練與團練一夥，各自爭氣，各自逞強，因而逼起。」

　　其起事既利用上帝之團結，其擴大依然是恐怖裹脅政策的效用。

　　李秀成供狀云：「凡是拜上帝之家，房屋俱要放火燒了。寒家無食，故而從他。鄉下之人，不知道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頭，後又有追兵。」這是農民決意叛變從事革命之真供狀。

神棍莫問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