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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清政府及士大夫,對外面事務,均甚隔膜。康熙自己對於西學,頗有興趣,但也只限於一己的知識好奇,並未反映於國家政策。他處理中國與教廷的禮儀之爭,雙方都堅持自己的立場,終於決裂,以致天主教士不得再在宮廷及欽天監之外露臉。由利瑪竇以來,稍見開通的中西文化交流管道,從此斷裂。清廷派圖理琛,攜同天主教士張誠(Jean Francois Gerbillon)出使俄國,圖理琛曾將其沿途見聞,記錄成書。清代早期主動了解國外事務,圖氏此行為僅見之舉。前此,哥薩克東向發展,蒙古北方部落均已知道。然而,中俄尼布楚條約,清廷似乎並未了解俄方孤軍遠道深入的弱點,結果等於承認了俄國在西伯利亞及濱海地區的擴張。
乾隆一代,對外事務之隔膜,更為嚴重。馬戛爾尼使團來華,清廷並未了解英國已是西方強國,徒然大擺「天朝」架子,未與英國磋商。傅恆以親貴重臣,率精兵良將,征伐緬甸,卻因不明地理與氣候,無功而返。其實當時暹羅(今日泰國)為了緬甸侵佔的領土,正與緬甸有戰爭。若傅恆能有足夠信息,征緬之役,與暹羅可以互相呼應,其結果必然不同。朝鮮、安南(今日越南)與中山(今日琉球)都是中國最親密的鄰邦,琉球年年來貢,中國也常有欽使往訪,然而,琉球受日本威脅,也向日本朝貢;日本知道琉球「兩屬」的實況,中國卻始終不知這一情形。
由於中國自大,對於西方情勢,全無所知。少數士大夫知道天主教教士介紹的西學(例如天文數學家阮元、王錫闡、梅文鼎),但於西方學術的態度,則認為「中國古已有之,西人竊其緒餘耳」,十足的自閉。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已經不支。有人主張學習西方,而倭仁之輩還是以為孔孟之學,足以治平,不必學習別人。這種心理上的「閉關」與「鎖國」,即使在清代全盛時,已見其端倪,不是衰世才出現的症候。其實,澳門由葡萄牙闢為基地,為時已久,當地外人不少;中國若有人注意收集西方現況的信息,澳門的功能當不下於日本蘭學基地的長崎出島。而且華人經營外貿,頗有人在。這些人士已可提供信息。是以,中國不明外務,是不知,也不為,不是缺少管道。
清朝是中國最後一個皇朝,辛亥革命,終結了數千年的帝制。清代近三百年,實際上,在其全盛之時,清朝已是中國文化的黃昏,道光之後,則是一抹餘暉,隱入蒼茫暮色。中國文化的衰象,是在明末的反省,未能成功;清人奴役漢人,斲傷了中國文化的精神,於是文化徒存軀殼,僵化待斃,失去了活力。生機斷絕,根腐枝殘,花果飄零,徒留軀殼。中國文化不待五四,已經傾圮。將來能否貞下起元,老樹再萌生命,也只看我們這一二代的願心與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