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學算唔算係一門科學?心理學的模型有沒有用途？

心理學的模型當然是沒有用的。
知人知面不知心，你怎麼會知道人心裡面在想什麼。我的看法是這樣子的，社會科學是19世紀的產物。我們大致認為，17世紀是科學革命時代，18世紀是啟蒙時代，19世紀是發展社會科學的時代。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得出來這個趨勢：人要宰制世界的野心越來越大。17世紀時我們覺得運氣很好，18世紀時我們覺得所有進步的國家都應該學科學。上帝沒有用了，換成科學了。到了19世紀時，發現人的內心深處都可以科學化，所以才會製造出來社會科學。

如果你去讀了法國哲學家傅柯（M. Foucault）的一本書，叫做《詞與物》；英文名字叫做「the Order of Things」，法文叫做「Les mots et les choses」，這個問題就講的非常清楚。社會科學的發展是在這樣的情形下所構成的，所以我們在學校環境中對社會科學的地位感到有點茫然。

社會科學的方法論，依照我剛剛的說明，是人類的實在也可以被什麼東西表徵呢？被經驗表徵，可以透過經驗的規律性，然後我們把這個規律性透過歸納的方法，其實就是統計的方法，讓他們結合起來並壓縮成為一個模型（model），這模型一旦找出來以後，就再找出還沒有被納入這個模型的行為來驗證這個模型，如果這個模型能夠接納，能夠預測或能夠符合未來發生的行為，我們就稱其為一個很好的模型。但是這種模型在模擬（simulation）的過程當中是有限制的。

這是大致上理論在心理學或在社會科學所扮演的角色。社會科學在整合經驗，並加以計量化的過程中，都是用了科學方法中的叫「統計歸納法」的方式，這是他們大致上的基本精神。其實這種方式也是自然科學用的方式，例如生物學也大量引用統計學這個方法。不過，到目前為止，生物學還沒有量子化，一旦量子化後，這個學科就不是自然語言可以了解的，如果不是自然語言能了解的話，那就只有透過數學加以說明，那就不能夠再用人懂的模型來理解，而必須依賴數學方程式。

　　心理學中最具影響力的是心理分析學派(Psychoanalysis)的興起。猶裔奧人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是此派開山大師。弗洛伊德出生於莫洛維亞(Moravia)，但絕大部分的生活是在維也納度過的，1938年納粹併奧後逃往英國。1881年獲維也納大學的醫學學位，他在年輕時閱讀達爾文的學說，並且翻譯過彌勒(John S. Mill)的作品，對哲學和人文學科亦有興趣。他是神經科專家，也曾在巴黎研究(1885-86)，他回到維也納後與布洛爾(Josef Breur, 1856-1939)一起開業，用催眠法治療歇斯底里症，1895年二人合著《歇斯底里症之研究》(Studien über Hysterie)，此為心理分析的濫觴，治療時讓患者在催眠狀態下回憶並敘述其早期生活經驗，來尋找其心理創傷(psychic trauma)。但不久二人因為弗洛伊德偏重性的因素而分手，弗洛伊德放棄催眠法而改用自由聯想(free association)的方法，讓患者將其壓抑到潛意識(unconsciousness)的慾望湧現到意識認知(conscious recognition)的層次。1899年他出版《夢的解說》(Die Traumdeutung, 1900年發行, 1913年英譯本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問世)，1904年出版《日常心理病理學》(1913年英譯T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1905年出版《性三論》(1910年英譯Three Contributions to the Sexual Theory)，1923年出版《自我與本我》(1927年英譯The Ego and the Id)。弗洛伊德強調「性」的因素，他相信性衝動「立必得」(libido, 後改稱「本我」(id)藉沖淡道德意味)是與生俱來的。人皆經歷不同的性發展階段，從自戀(autoerotism, 愛自己的身體)，經戀母或戀父情結(the Oedipus, or Electra complex)和同性愛(homosexuality, 喜同性玩伴)，而最後始為異性愛(heterosexual love)；這些階段在成長後仍有微弱的作用，而可能引起問題。所以，弗洛伊德常探究病人兒童時期的生活史。弗洛伊德在1920年代初期將其學說定型：與人生俱來的是慾望(drives)，此為人類行為的推動力，即「本我」(id)，它是潛意識之一部且經常驅使個人有所行動藉獲滿足。不過由於個人對外在世界的警覺而發展出心靈的另一部分，此先為弗洛伊德稱為「檢查者」(censor)而後又分之為「自我」(ego)與「超我」(superego)二部分。「自我」為個人的檢查者，為人的自覺的精神生活之一部，它通盤監護個人的利益且可裁決那些慾望可獲社會同意的出路。至於「超我」，則相當於普通所說的「良心」，為個人對社會制度的部分反應。簡言之，「自我」所管的是人性，為個人的良知；「超我」所司的是文化，為集體的或社會的良知。二者的功能均在調節與壓抑個人的衝慾。精神健全的人，其「本我」、「自我」與「超我」可以互相配合，而為幸福與良善的人。但是人終難免要努力壓抑某些衝慾，如能有成功的「轉向」(conversion)即為「昇華」(sublimation)(指轉移精力於創造性工作。)但是，如果慾望不能「昇華」而又無法找到社會所能同意的出路，則將在被「自我」和「超我」否決之後而被驅回潛意識，留在那裡成為被壓抑的素材，繼續掙扎存在，有時成為夢的素材，乃可能成為反常行為的根源。
　　弗洛伊德的學說造成很大的轟動。1906年以後，奧國心理醫生阿德勒(Alfred Adler. 1870-1937)與瑞士心理醫生榮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等共同研究，蔚為學派，1908年並組成維也納心理分析學會(Vienna Psycho-Analytical Society)。但1911至1913年間，容格和阿德勒均因弗洛伊德偏重嬰兒性徵(infantile sexuality)與戀父情結而與之分手，另創學派。不過，他們和以後的其他心理分析學派的人物，雖然不同意弗洛伊德的理論，但他們仍然未出弗洛伊德的基本理論，祇是著重點有程度上的不同而已。弗洛伊德不僅在心理學上發生很大的影響，他在文化方面也有創見，他在1913年出版《圖騰與禁忌》(1918年英譯Totem and Tabu)與1939年在倫敦出版《摩西與一神教》(Moses and Monotheism)。在前一著作中，他討論原始人對亂倫的恐懼和愛恨交織的感受，並指出原始人弒親的罪惡感和其他反應是人類文明、道德和宗教的原動力；在後一論述中，他推論摩西是埃及人，在對猶太人傳播一神信仰時被猶太人打死，猶太人對害死聖哲的懺悔發展出一神信仰，他並認為犯上叛逆後的懺悔是人類的重要遺傳。弗洛伊德的學說對人類學、教育、藝術與文學也有重大的影響。
　　阿德勒是個人心理學(Individual Psychology)的創立者，他曾從弗洛伊德一起研究，但不願接受弗洛伊德對「性」的過分強調，他主張應考量精神病人與其所處的整個環境的關係，他認為人格困難常導因於自卑感(inferiority complex)，此或因體能上的缺陷，或因受制於環境而無法獲得個人對權力的需求(urge, or need for power)或自我伸張(self-assertion)，此行為失常係因對缺陷的過度補償(overcompensation for deficiencies)。他認為侵略性的衝動和本能是重要的，其他衝動皆屬次要。他指出，人對自卑感的反應是「雄性抗爭」(masculine protest)，即企圖克服與女性聯想在一起的弱勢感覺。他不贊成弗洛伊德所說早年兒童期的性衝動是心理疾病的原因，認為性在人類企圖克服無力感時扮演象徵性的角色。他與弗洛伊德的分裂在1911年。他的著作有1907年出版的《官方劣勢與其心理補償》(Studie über Minderwerigkeit von Organen)，1917年英譯本Study of Organ Inferiority and Its Psychical Compensation)，1912年出版的《神經質》(Über den nervösen Charakter, 1917年英譯本The Neurotic Constitution)，以及1927年出版的《瞭解人性》(Ubderstanding Human Nature)。
　　阿德勒所倡導的個人心理學認為人的主要動機是追求完美，可能變成追求優越而演為對劣勢感覺的過度補償。人對自身的和對世界的觀感影響到其全部的心理過程。所有的重要生活問題都是社會性的，因此必須在社會的網路內來考量。他的社會化(socialization)是經由與生俱來的社會性的本能的發展來達成的。特殊個人的人格結構，包括其特殊的目標和實現的途徑，構成其生活風格(life-style)，而這又是多多少少在其察覺意識之外的。生活風格形成於童年的早期，決定因素有出生次序、體能優劣、被疏忽或被驕縱。心理健康表現在理性、社會興趣、自我超越等方面；心理異常則表現在自卑感和自我中心。心理治療的要點在醫師與病人以平等身分討論問題，當能鼓勵健全人與人的關係，並強化其社會興趣。
　　榮格是分析心理學(Analytical Psychology)的開山宗師。他童年寂寞，喜愛哲學書籍，後來在巴塞爾(Basel)和蘇黎士(Zürich)研讀醫學。他後來隨弗洛伊德一起工作，而且有一段時間，大致是1907至1912的五年中，二人關係密切。後來二人因志趣不同(榮格不贊同弗洛伊德太重視「性」的因素)而分手。1912年榮格出版《潛意識的心理學》(Wandlungen und Symbole der Libido, 1916年英譯本為Psychology of the Unconscious；1952年修訂版英譯為Symbols of Transformation)。他在1921年又出版《心理類型》(Psychologische Typen, 1923年英譯本為Psychological Types)。此外，他還有許多其他著作，1953年後他的作品英譯整理為四鉅冊的《全集》(Collected Works)。他的理論有玄奧和艱深的一面。
　　榮格的學說著重於心理整體(psychic totality)和心理活力(psychic energism)兩大支柱。他把人依其態度類型(對內在世界與外在世界注意的傾向與程度)分為兩型：外向的(extroverted, or outward-looking)和內向的(introverted, or inward-looking)。他也把心靈的功能區分為四個：思考(thinking)、感覺(feeling)、知覺(sensation)和直覺(intuition)，而在每一個特定的人的身上呈現的程度不同。他也認為人除了有個人的潛意識(personal unconscious, 個人生活中被壓抑的一些事件)以外，還有集體的潛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他用「原型」(archtypes)，此又指具有普遍性質而又表現在行為與形象中的本能性的模式。
　　其他的心理分析學家有美國人蘇利文(Harry Sullivan, 1892-1949)，相信人的人格形成與他人有關；德裔美人霍奈(Karen Horney, 1885-1952)認為人的行為常決定於社會因素，而非生物因素，著有《自我分析》(Self-Anal-ysis, 1942)和《我們的內在衝突》(Our Inner Conflicts, 1945)；德裔美人弗洛姆(Erich Fromm, 1900-80)指出人的行為是對社會制約(條件)的學習後的反應，著有《逃脫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 1941)、《愛的藝術》(Art of Loving, 1956)和《人心》(The Heart of Man, 1964)。另外一位德裔美人艾理生(Erik Homburger Erikson, 1920年出生於德國法蘭克福，求學於維也納，1933年後移居美國)，提出「認同危機」(identity crisis)的觀念來描述人生在各個不同階段，從嬰兒至老年的心理衝突，著有《童年與社會》(Childhood and Society, 1950)、《青年路德》(Young Man Luther, 1958)和《甘地的真理》(Gandhi＇s Truth, 1949)。
　　心理分析學派迄今仍在精神醫學上居於壟斷的地位，它對人類學、社會學、文學和藝術等方面也有重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