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剋上乃壯志，農民革命！?

您崇拜中共，我有共產黨史觀的長征歷史，摘下此篇給您參考。
_____

國軍共軍較量-長征史詩

　　長征，中國共產黨稱為“二萬五千里長征”，昔日中國國民黨稱為“流竄”“匪軍西竄”“兩萬五千里大流竄”，…。台灣歷經二十年的分離主義教化，時下島內青少年似連“匪軍流竄”亦不知曉，當然更遑論知道長征也有台灣人的參與。長征時，台灣同胞蔡孝乾也曾強渡大渡河、翻越大雪山、九死一生過草地，走完長征的全程之行。…歷史是過去、現在與未來的連結，本文旨在恢復台灣民眾曾被政治抹去的真實歷史記憶(蔡孝乾、1908-1982、彰化縣花壇鄉，1934年獲選為中共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是時中共中央執委共僅175名)。

　　關於長征，曾任《紐約時報》副總編輯的美國著名作家索爾茲伯里(Harrison E. Salisbury)讚稱，每一場革命都有它自身的傳奇，法國革命摧毀了巴士底獄，俄國革命則是攻占彼得格勒的冬宮，它們都是革命的象徵。當時巴士底獄中僅關押著七名囚徒，冬宮則只有一些年輕人和婦女在守衛。但1934年中國的長征，不僅僅是革命的象徵，它是考驗中國紅軍男女戰士的意志、勇氣和力量的人類偉大史詩。它是一曲人類求生存的凱歌，為避開國民黨蔣介石絕對優勢兵力全力打擊，而進行的一次生死攸關征途漫漫的撤退，是一場險象環生危在旦夕的戰鬥。長征使毛澤東及其共產黨人贏得佔地球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國，二十世紀中沒有什麼比長征更令人神往，和更為深遠地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長征將成為人類堅定無畏的豐碑，永遠流傳於世。
　　1934年秋，紅軍第一方面軍(中央紅軍)、第二方面軍、第四方面軍和紅25軍先後離開蘇區，開始了偉大的戰略轉移－長征。中央紅軍長征從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歷時13個月，縱橫11個省，長驅25,000里，途中爬過18座山脈，其中五條終年積雪覆蓋，走過600里人跡罕至的茫茫草地，渡過24條河流，大小戰鬥300多次；紅軍第二方面軍長征從1935年11月至1936年10月，歷時11個月，轉戰9省，行程16,000里，進行大小戰鬥110次；紅軍第四方面軍長征由1935年5月至1936年10月，歷時長達18個月，行程8,000餘里，進行過大小戰鬥千百次…。

紅軍洋顧問vs.國軍洋顧問

　　紅軍為什麼要長征？眾所周知，其主要原因是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為什麼前四次反“圍剿”都勝利了，而第五次反“圍剿”卻失敗了？主要是因為紅軍的第五次反“圍剿”來了一個“洋顧問”李德(Otto Braun、奧地利人生於德國慕尼黑)。
　　第五次“圍剿”，是蔣介石準備最充分的一次“圍剿”。調集的兵力最多，用兵100萬，幾乎是傾全國之兵；準備的時間最長，從1933年5月開始籌備，7月開辦廬山軍官訓練團，用兩個月時間分三批，將“圍剿”主力北路軍排以上軍官7,500餘人全部輪訓一遍；戰略戰術研究最細，蔣介石採納德國顧問賽克特(Friedrich Leopold von Seeckt、前德國陸軍參謀長)的建議，採用以堡壘封鎖和公路切割為核心的堡壘戰術(1933年底贛中和贛南一帶築碉堡2,900座，碉堡與碉堡間構成一條火線)。
　　1933年10月，當李德從上海進入中央蘇區時，正是蔣介石向中央蘇區發動空前規模第五次“圍剿”的時候。當時黨中央負責人博古對李德是百分之百的信任，言聽計從。這就造成了李德－這個名義上的顧問，居然實際上獨攬了對紅軍的指揮大權。畢業于伏龍芝軍事學院的李德，面對敵強我弱的事實，不聽朱德、周恩來、劉伯承等紅軍將領的正確意見，要求紅軍將士“禦敵於國門之外”，以堡壘對堡壘，拚死進擊。
　　由於陷入李德的“瞎指揮”，歷次反“圍剿”中機動靈活能征善戰的紅1軍團、紅3軍團從1933年10月到1934年4月，連打敗仗，損失嚴重。1934年4月10日，國民黨北路軍陳誠指揮11個師進攻中央蘇區北大門廣昌，面對敵軍的攻勢，以博古為首的中共中央聽命于“洋顧問”，決定調集紅軍主力1、3、9軍團共9個師堅守廣昌。中國革命的前途和命運，瞬間被壓縮到了廣昌一隅。這場以主力拚主力、以堡壘對堡壘的搏鬥持續了18天，最終紅軍以傷亡5,500餘人的代價，被迫撤出廣昌。廣昌保衛戰的失利，意味著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以至於中央蘇區不得不被迫放棄、中央紅軍不得不進行戰略“大轉移”的長征。

浙江兩岸 紅軍血濺

　　中央紅軍於1934年10月10日開始撤離中央蘇區，準備西進湘鄂西與2、6軍團會合。由於本應機動靈活的戰略轉移變成了消極避戰的搬家行動，儘管前鋒部隊奪關搶隘，但龐大笨重的行軍行列擁擠在五嶺山脈崎嶇的山路上，步履蹣跚，行進速度遲緩得令人難以置信。紅軍雖然先後突破了蔣介石精心設置的三道封鎖線，但卻喪失了擺脫國民黨軍隊圍追堵截的寶貴時間。
　　大為惱火的蔣介石任命湘軍何鍵為“追剿軍總司令”，在湘江東岸設計了一個“湘軍和桂軍兩相夾擊、中央軍和粵軍尾追配合”的口袋式大包圍圈。這就是紅軍長征途中的第四道封鎖線。此時，中央紅軍的人數一共為86,859人，全軍共有步槍29,153支，輕重機槍651挺，迫機炮38門；國民黨軍隊投入的總兵力約26個師，近30萬人，不僅裝備精良，還包括數十架戰鬥機。
　　形勢的嚴峻，顯而易見。毛澤東、彭德懷等人向中央建議改西進為北上，以避開湘江東岸的“天羅地網”。遺憾的是，李德等人固執地拒絕了毛澤東的建議。11月25日，中央軍委發佈作戰命令：以紅1軍團為右翼，紅3軍團為左翼，紅5軍團為後衛，紅8、9軍團等部為側應，從後衛和兩翼掩護中央縱隊和軍委縱隊渡湘江。渡場選在界首和鳳凰咀之間。
　　湘江東岸，面對紅軍的嚴密火力網已經織就，等待著8萬將士用血肉去撞擊。湘江一役，各路紅軍竭盡全力，拚死實現了軍委的戰略意圖。據當時參加作戰的紅2師4團團長耿飆回憶說：“每分鐘都得用血換”。7晝夜的浴血苦戰，終使中央和軍委縱隊14,000多人，1000多副擔子緩緩地在被保護起來的50多公里的狹窄通道裡，於11月29日到達界首渡口並開始渡江，經過兩天兩夜至12月1日中午全部渡江完畢。但紅軍也付出了極為慘烈的代價：中央紅軍由長征出發時的86,000多人，劇減到3萬餘人。
　　奔流不息的湘江水作證，五萬紅軍將士以生命為代價，點燃了中國革命的希望之光。

四渡赤水 神鬼沒測

　　湘江之敗，是李德、博古一意孤行的結果，同時也宣告了李德“統帥”地位的坍塌。紅軍和歷史在血淚中呼喚自己新的統帥。隨後，在通道、黎平、猴場中央政治局召開的會議上，毛澤東的建議開始被採納，實事求是的聲音如同穿破烏雲的陽光。1935年1月，紅軍襲占遵義，旋舉行遵義會議。此次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毛澤東隨後指揮著名的四渡赤水河之役。

遵義會議

　　後中央軍委下達了《渡江作戰計畫》，決定在宜賓、瀘州之間北渡長江。北進途中，紅軍與戰鬥力較強的川軍在土城遭遇。這是一場異常慘烈的膠著戰，不足二平方公里的山谷裡，倒下了3,000多名英勇的紅軍將士。強敵面前，毛澤東果斷放棄原定計劃，做出了部隊從赤水河西進的決定。在土城渡口，拖累部隊的輜重大部被沉入了赤水河。一渡赤水後，毛澤東又出奇不意地命令部隊折向國民黨軍隊兵力薄弱的雲南省紮西地區待機，在紮西確定了“回師東進、再渡赤水、重占遵義”的戰略方針，同時決定進一步輕裝，從根本上改變部隊自長征以來“罎罎罐罐大搬家”的局面。

婁山關

　　中央紅軍神速東返二渡赤水，連克桐梓、婁山關，重占遵義，殲敵兩個師又8個團，繳獲了大批軍用物資，取得了長征以來最大的一次勝仗。之後，面對蔣介石的調兵遣將，毛澤東將計就計指揮中央紅軍從茅臺三渡赤水，再入川南。當國民黨軍隊重兵向川南奔集而來時，毛澤東又指揮紅軍主力分別從二郎灘、九溪口、太平渡悄悄地四渡赤水，再向黔北殺去，渡過了烏江，一下子把圍堵紅軍的各路大軍甩在烏江以北地區。
　　國民黨中頗具戰略眼光的高級將領評論說，四渡赤水是紅軍長征中戰略上的“一大轉變”，從此，“忽近忽退，一再迴旋，使國軍迷離徜徉，摸不著其企圖之所在”。
　　好戲還在後面。中央紅軍南渡烏江後，毛澤東指揮部隊兵鋒直逼貴陽，精心“將了蔣介石一軍”。蔣介石真的沒搞懂毛澤東的戰略意圖：“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紅軍之意不在攻打貴陽，而在於調出滇軍西進雲南也。當貴陽城內的蔣介石用手令調出滇軍後，毛澤東決定抓住戰機，從“聲東”迅速轉而“擊西”，每天以120里的速度，向雲南疾進。這回急壞了“雲南王”龍雲，他怕紅軍佔領昆明，更怕蔣介石借“剿共”為名派嫡系部隊佔領雲南。所以，龍雲急調其部隊晝夜兼程趕回昆明守城。紅軍先頭部隊一部在昆明城外佯攻，而主力則向北急馳渡過了金沙江。
　　中國臺灣“國防部”編纂的戰史這樣記載：“共軍人槍雖少，但行動極為靈活，一路向西竄進，國軍既攔截不到，亦尾追不及，迄5月9日，于武定以北地區渡過金沙江，其先頭部隊已到達西康之會理，追剿軍正分途向金沙江南岸推進。黔滇地區之追剿作戰，於焉結束”。

勇奪瀘定橋 心驚動魄

　　危局中的大智大勇，讓紅軍跳出了幾十萬國民黨軍隊圍追堵截的包圍圈，而前面又是新的漫漫征途。
　　紅軍攻打會理城期間，蔣介石就開始精心佈置大渡河會戰，妄圖使紅軍成為“石達開第二”。大渡河水流湍急，河面太寬，不能架橋。儘管紅1軍團的17勇士在安順場強渡大渡河，打開了紅軍北進的道路。但如果僅依靠在安順場找到的一條船擺渡，全軍渡河要一個多月。而此時尾追之敵正在向大渡河日夜疾進。危急關頭，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當機立斷決定：“爭取並控制瀘定橋渡河點，以取得戰略勝利”。
　　奪橋任務就交給了紅1軍團2師4團。紅1軍團向來以運動神速著名，4團的官兵們在滿是荊棘、礫石的峽谷山路上飛奔。餓了，嚼生米；渴了，喝涼水；鞋壞了，赤腳跑。天黑以後，又下起大雨，泥濘的山路更加難走。團領導決定，實行輕裝，並毅然命令全團點起火把繼續前進。就這樣，紅軍將士，“晝夜兼程二百四十里”，終於在規定時間趕到瀘定橋，而且趕到後立即投入了戰鬥。

瀘定橋

　　建於康熙年間的1701年，由13根橫亙的鐵索組成，其中9根作底索，上鋪橋板，其餘4根均分兩邊作扶手。橋長101.7米，寬約3米。整個鐵索橋懸空於距河面30多米高空。紅4團到達時，川軍劉文輝部已陸續進至瀘定縣城，扼守橋頭，並拆除了橋上木板，橋上只剩下13根光滑的鐵索。這13根鐵索，寄託著紅軍將士多少希望。
　　1935年5月29日下午4點，歷史在這裡濃縮。在嘹亮的衝鋒號聲中，22名突擊勇士背挎馬刀、腰纏手榴彈、攀緣鐵索向對岸爬去。緊跟在突擊隊後面的將士，除攜帶武器外，每人夾著一塊木板，邊鋪橋邊射擊。也許是懾于紅軍的勇氣，對岸的川軍一時竟不知該做什麼，直到紅軍爬出一段距離後才開始放槍。戰鬥進行了不到2個小時，就以紅軍將士佔領瀘定橋而結束。這是紅軍長征途中最為驚心動魄的一幕，紅色的火種再一次得以頑強的燃燒。
　　1985年，美國著名歷史學家謝偉思站在大渡河畔、瀘定橋前，寫下如下文字：“能夠親臨人類歷史上如此重要的地方是激動人心的。在50年前克服種種艱難奪取這座橋梁的偉大紅軍面前，每個人都會肅然起敬”。
　　勇奪瀘定橋的22名勇士中，倖存者18人，但只有3人留下了姓名…漫漫征途上，有名的和無名的英雄都將成為人們心中一尊尊永恆的雕像，他們用鮮血和生命體現紅軍北進的意志和腳步。


過草地 九死一生

　　1935年6月，紅軍將士穿著單衣、拿著木棍，翻越了海拔4,500米、終年積雪的夾金山。8月，他們踏進了被蔣介石喻為“天然屏障”遍佈沼澤的松潘草地。

草地

　　沒有夏天，只有延長了的冬天，紅軍經過的每天夜裏都是天寒地凍。過草地約需5-7天的路程，草地小路除了先遣團楊成武及其部下豎起的路標外，沒有別的標誌、沒有界標、只有漫無邊際齊腰深獲高過腰際的野草，草的下邊就是水。草地裏有小塊的硬地，足可以禁得住一個人站在上面，但他們在野草底下，很難辨認。沼澤軟得像豆腐一樣，積水經常漫過胯骨，掉進沼澤裏的人，伙伴還沒來得及拉上他們，便消失了。
　　毛澤東的警衛員陳昌奉回憶道，那片草地是“舉目四望，不見一棵樹木，茫茫一片荒涼，沒有人煙，沒有生氣，…那腐爛了的永遠浸在污水中的野草，無邊無際…”。戴正醫生(當時僅16歲)回憶分析，認為草地的可怕就是“草地上杳無人煙…沒有人，一個也沒有，看不到人的影子，聽不到人的聲音，也沒有可以談話的人。沒有人從這條路上走過，沒有房屋，只有我們自己，就好像我們是地球上最後一批人”；曾經擔任過外交部長的姬鵬飛稱“過草地比爬雪山損失的人還要多。每天早上，我們不得不點一下人數，看看還剩下多少人。我們發現有些人並沒有死，他們的眼睛還睜著，可是他們爬不起來了，也不能說話了。我們好不容易才把他們扶起來，可是他們又癱倒在沼澤地裏，默默地死去，…”。
　　9月，紅軍攻佔了天險臘子口；10月，中共中央隨陝甘支隊到達陝北吳起鎮…脫離根據地一年、長途跋涉兩萬餘里的中央紅軍，終於找到了新的落腳點。一年以後，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紅軍相繼會師，地理意義的長征在陝北劃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延安 走向全國

　　“就在這片溝壑遍布、河流乾涸、狂風怒號、紅沙飛揚的黃土高原上，毛和共產黨將深深地紮下根來”，誠如Salisbury的評析“有誰會選中陝北做為革命根據地呢？這裏既荒涼又偏僻，到處是黃土高原，褐色的土地，光禿禿的，沒有樹、沒有草、沒有水，無情的風沙打在人們的臉上，像彈片一樣厲害。陝北人煙稀少，農民貧窮而又目不識丁，疾病流行。去古都西安要穿過沙漠，步行一個星期。多少年來，陝北的群山一直是盜匪的巢穴，是一片被不法之徒、封建宗族和秘密幫會左右著的土地”“然而，毛澤東十分清楚，事實也證明，那裏的環境對革命十分有利，1936年12月西安事變之後，更是如此。西安事變導致了國共停戰，和抗日統一戰線的建立”。
　　在抗日烽火前線，中國共產黨以民族大義為重，不計前嫌，率先舉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葉劍英代表中共中央向南京政府表示：“願在蔣指揮下努力抗敵，紅軍主力準備隨時出動抗日”。蔣介石亦慷慨陳詞：“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在外敵入侵、山河破碎之際，兄弟再度攜手、共赴國難，以血肉之驅與日本侵略者的飛機大炮相搏，最後贏得了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反侵略戰爭的第一次勝利。那些離我們而去的英雄們的魂魄，長留在了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