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是修佛之人，在明代的法律中有著嚴格的要求?

　　元賢對於當時佛教的那種每況愈下的窳濫情況，也是感慨良深的。
　　首先，他看到(《永覺元賢禪師廣錄》卷三十《續寱言》。下同)：「唐以前，僧見君，皆不稱臣，至唐，則稱臣矣！然安、秀諸師，宮中供養，皆待以師禮；諸師稱天子則曰檀越，自稱則曰貧道。至宋，絕無此事，然猶有上殿賜坐、入宮昇座等事。至近代，並此亦無之，僧得見天子者絕少，惟洪武間尚有數人，然止於奉和聖製，及差使外國，且有強畜髮而官之者，且有和詩用一『殊』字而被殺者，待僧之禮，果安在乎 ? 蓋以僧德歷代而遞衰，故待僧之禮亦歷代而遞降，此勢之不得不然也。自此以往，愈趨愈下，跬步可待，豈勝痛哉 !」──這是慨嘆僧德日衰，而皇帝待僧之禮也日薄。其實，元賢講的，只能說是一種大致的歷史情況，實際上，早在南北朝時(的北魏)，就已有和尚帶頭給皇帝磕頭的！這比「稱臣」更加卑下。所以，僧德之衰，並不是自唐以後才開始的，而只不過是，唐宋以後，佛門的窳敗情況，更為日益嚴重罷了。
　　其次，他看到：「……後代稱律者，名尚不識，況其義乎！義尚弗達，況躬踐之乎！至於潭柘、昭慶二戒壇，其流弊有不忍言者，若不奉明旨禁之，後來不知成何景象也。萬曆末年，諸方得自說戒，正與佛意合，然鹵莽甚矣！今日欲起律宗之廢者，非再來人必不能也。悲夫！」──北京的潭柘寺戒壇和杭州的昭慶寺戒壇，當時號稱天下兩大戒壇，而「其流弊」，竟然「有不忍言者」，可見其腐敗墮落之甚了！
　　然後，他又看到：「近世禪者，多是大言不慚！不守毗尼(按：即戒律)，每自居於曠達；不持名節，每藉口於圓融，迨一旦逐勢利，則如餓鬼覓唾！爭人我，則如惡犬護家！」──號稱「禪者」，竟然「逐勢利」猶如「覓唾」的「餓鬼」；「爭人我」，猶如「護家」的「惡犬」！其時禪僧的墮落，竟然到了如此的地步！禪、律尚且如此，其他可想而知。
　　面對這種景況，由儒入禪、入禪以後仍不忘儒的元賢，無可奈何地發出了「嗚呼！禪耶？儒耶？予將安歸」的浩然悵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