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掃蕩軍權,排除外國勢力,是不是對祖國很有功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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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前的局勢與北伐的展開
在北伐之前,北洋軍閥中以奉系張作霖、新直系孫傳芳及直系吳佩孚三人最具實力。張氏據有東北及河北、山東;孫傳芳則控有江蘇、浙江等東南五省;至於東山再起的吳佩孚,則以兩湖、河南、陝西為勢力範圍,但所部最精銳的北洋第三師,則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潰敗,實力並不如前。而直到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吳佩孚的主力仍在北方進攻第二次直奉戰爭倒戈的馮玉祥部隊,未積極針對國民革命軍的北伐行動進行部署。
而北伐的發動,則以原湘軍師長唐生智投向國民革命軍陣營之舉為導火線。六月二日,唐生智就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軍軍長兼前敵總指揮。李濟琛所部的第四軍及李宗仁的第七軍則分途北進協助唐部,北伐已實質展開。六月五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任命蔣中正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七月九日,才正式誓師北伐。
北伐吳佩孚的戰役,以第四、七、八軍為主力,而直到國民革命軍攻進湖北,吳佩孚才緊急率主力南下。八月下旬,雙方於汀泗橋、賀勝橋發生激戰多日,國民革命軍才告獲勝,吳佩孚至此一蹶不振。而孫傳芳在國民革命軍「打倒吳佩孚,聯絡孫傳芳,不理張作霖」的口號下,則先抱持坐收漁人之利的觀望態度。
國民革命軍擊敗吳佩孚後,正式進兵江西與孫傳芳開戰。戰況慘烈不下於兩湖,單單南昌一地即發生三次激烈的攻防戰,孫傳芳所部才受到重創。其後孫傳芳所部在福建、浙江作戰亦告失利,亦頗有投向國民革命軍陣營者,孫氏雖向張作霖求援,國民革命軍仍然順利底定東南。
寧漢分裂
國民革命軍北伐以後,共黨乘機在黨、政、軍擴張其影響力。武漢克復後,蔣總司令主張國民政府及中央黨部遷往,但是卻直到其率軍至江西作戰後,在鮑羅廷主導下,十二月才在武漢成立了國民政府及中央黨部成立了「聯席會議」,掌握大權。面對此發展,蔣中正希望國民政府及中央黨部暫留南昌。
而後經過國民政府主席譚延闓調停,國民政府及中央黨部正式遷往武漢,民國十六年(1927年)三月,並在漢口召開二屆三中全會。但是,情勢反而更趨緊張,尤其是上海收復前後,武漢方面的指令與蔣總司令的主張更是難以配合。
四月十二日,蔣總司令毅然以武力解除上海工人糾察隊的武裝,清黨工作正式展開。十八日,胡漢民出任南京國民政府主席,雙方對立加劇。武漢方面下令東征,但是中共的意圖亦逐漸明顯,因此而有武漢方面「分共」之舉。
最後,成立中央特別委員會來解決當時中國國民黨的分裂之局,蔣中正、汪精衛、胡漢民皆暫時退出政治核心。民國十七年(1928年)一月,原為解決分裂之局下野的蔣中正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二月,中國國民黨召開二屆四中全會,完成形式上的復合。
北伐的完成
同時國民革命軍正式改編為四個集團軍,分別由蔣中正、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出任集團軍總司令,而在蔣總司令領導下進行北伐。五月初,奉軍所轄的直魯軍因戰敗,有被國民革命軍圍殲之危,遂全線退出山東。而日本不願中國統一,遂以護僑為名,四月中即出兵山東,更在國民革命軍佔領濟南之後,於五月三日射擊中國軍民,慘殺交涉員蔡公時,造成濟南事件(習稱五三慘案)。
國民革命軍以北伐為念,為免日方阻撓,遂繞道進兵。張作霖則在保定失守以後,以避免「同室操戈,喋血京畿」為由,不願再以主力與國民革命軍對決,而不顧日本方面的勸阻,毅然從北京出關。
五月三十日,奉軍展開總退卻,六月八日,國民革命軍和平進入北京,十一月進入天津。國民革命軍下令直隸省改為河北省,北京則易名北平,北京的中華民國政府消滅,南京國民政府成為中國唯一的政府。
而日本軍方則在皇姑屯炸死乘火車離開北京的張作霖,企圖製造東北混亂。張作霖之子張學良先解決奉系內部的親日力量,安定內部,而後再經與國民政府接洽,於十二月底宣布東北及熱河服從政府,卸下民國成立以來的五色旗,改懸國民政府制定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北伐至此告一段落,中國分裂之局在形式上已然終結。
參考: 薛化元,〈第六章、北伐統一與抗日戰爭〉,《中國現代史》,(台北:三民,2007),頁122-125。
共產黨策動西安事變,綁架蔣介石,張學良兵諫,血流成河。
張學良為報父仇才肯換上中華民國旗幟,張學良的父親張作霖是被日本人炸死的。
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對日戰爭開始,當時台灣不屬於中國。
國軍部隊有為祖國立下汗馬功勞,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收錄日期: 2021-04-30 22: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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