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不是中國人有何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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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李登輝也深刻了解到,台灣人民渴望擁有國際生存空間,希望台灣人民當家作主,最好能成立一個獨立自主新國家的願望。台灣人民憎恨國民黨政權長期打壓他們對台灣國家意識的熱愛與忠誠,也痛恨在中共的封殺下,台灣無法在國際上成為一個正常國家。在李登輝執政初期,為安撫黨內統派保守勢力,以及緩和兩岸關係與台美友誼,李登輝不得不祭出「一個中國」原則。但隨著中共並不領情,在國際外交生存空間的擴展上,中共打壓毫不手軟,甚至變本加厲,且常常「聯美制台」欲逼台灣接受其「一國兩制」之主張。
為此,李登輝為堅持台灣的主體地位與台灣是個主權獨立國家之事實,從1995年起,其對大陸政策開始有明顯之轉變,他不斷衝撞中共「一個中國」及「一國兩制」之框架,在國際間強力推銷中華民國在台灣存在之事實。是年5月,他的康乃爾大學母校之行,即一再強調「中華民國在台灣」此一客觀存在之事實。1996年3月,總統大選期間,他接受亞洲《華爾街日報》專訪指出,中華民國的主權與治權僅及台澎金馬,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為讓中共承認中華民國在台灣存在之事實,1997年2月,李登輝指示新聞局積極向國際提出「一個分治的中國」說帖。是年9月,李登輝在「太平之旅」出訪中,隨時掌握機會再三於國際場合,強調中華民國在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11月,李登輝在接受《華盛頓郵報》與《泰晤士報》專訪中,依然重申台灣早就獨立,是主權獨立國家,台灣是台灣,絕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總之,李登輝在1998年以前,一貫的兩岸政治定位是,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實體,是早已成立之國家,而非內戰的分裂團體。
在李登輝堅持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訴求,強烈對抗中共「一個中國」框架下,兼以1996年的「飛彈危機」,使得兩岸關係停滯了近3年,直到1998年辜振甫的訪問北京,僵局才稍有打開。但問題的關鍵點是,中共不願承認台灣為一政治實體的情況下,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依舊遭受不公平的對待與無理打壓。為此,李登輝的兩岸主張又為之再變,他不在強調一個中國或是什麼對等的政治實體,而是乾脆急進的拋出「兩國論」震撼彈。1999年7月9日,李登輝在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時指出,兩岸關係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
李登輝「兩國論」甫一提出,旋即震驚美國與中共,1999年7月15日,即「兩國論」一週後,中共國台辦主任陳雲林火速的以高分貝口語,指責李登輝嚴重破壞兩岸關係,此舉使海協會與海基會在一個中國原則下進行接觸、交流的對話基礎已不復存在。是年9月,中共國防部長遲浩田更以罕見大動作恫嚇兩國論是製造兩個中國,並重申中共對台「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不變,但絕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
李登輝的「兩國論」使大陸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原本欲訪台為之破局,其後,中共外長唐家璇更批判李登輝兩國論是「靈魂深處要搞台獨的最大暴露」。2000年1月,中共副總理錢其琛亦以台獨意味兩岸將發生戰爭來威脅台灣,3月,中共總理朱鎔基更強悍表示對兩國論和台獨,中共的立場是絕對不會坐視不管。總而言之,「兩國論」的提出,已讓中共將其解讀為形同台獨,在此情況下,李登輝時代的兩岸政治關係要有進展,可說幾乎是不可能的。
基本上,綜觀李登輝執政的12年間,兩岸在經貿、文化與民間交流上是有長足進展。即便在其執政晚期,鑒於台商過度的中國投資熱,而提出「戒急用忍」政策因應之,然大體上,雙方經貿之來往仍是頻繁且熱絡的。問題是,兩岸的政治關係則不進反退,箇中原因乃是「一個中國」的認知與定義難解,及台灣人民抵拒「一國兩制」的統一設計。在台灣人主體意識高漲情況下,對所謂的「一個中國」之定義,島內統獨二派是意見紛歧,甚至排斥;而「一國兩制」的方案,更是連島內「統派」也難接受,何況是獨派?
相對的,台灣原本對「一個中國」定義,只要是「各自表述」尚有接受空間,但在中共咄咄逼人處處打壓的情況下,台灣人所欲表述「一個中國」是中華民國這般的論述,在國際之間根本沒有市場,無法取得國際社會認同,因此所謂中華民國存在之事實,島內一部分獨派團體認為根本是自欺欺人的講法。在此情形下,只有獨自建立一個新國家,才是解決台灣目前缺乏國際人格窘境的不二法門,此乃台獨訴求台灣建國之基調。
參考: 陳正茂、林寶琮、林世宗,〈第九章、兩岸關係〉,《新編台灣史》,(新北市:新文京開發,2012),頁490-492。
台灣人曾經在日本殖民時代做第四等賤民,蔣介石政權來到台灣以後,抗拒反攻大陸,血洗台灣,獨立運動油然而生。
收錄日期: 2021-04-30 22: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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