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是不是以農立國，輕商社會？

平均的小農社會

　　秦漢以後，中國人民的主體是小農，皇帝制度的成立是以小農為社會基礎。傳統中國政府及士大夫的政治理念認為，政府的責任與施政的目的，在於促進一個生活水準平均的小農社會，並且扶植自耕農，維護小農的基本生存權。就上層的儒家而言，孔子說：「不患寡而患不均。」這種平均的思想貫穿其後二千多年的中國史，為許多儒家官僚所奉行。例如漢以後中國歷代都有禁侈靡的政策，即禁止民間的富人過著平均水準以上的生活。這裡的平均不是指官民的平均，而是被統治人民間的平均，即所謂「齊民」。就底層社會的人民而言，平均也是他們的重要主張，這種思想稱作「太平」。中國人稱盛世為太平，太平盛世正是一個平均的社會。這種思想源自於小農的基本願望是擁有一塊小土地，然後整個社會維持一種同質、平等的狀態。東漢後期，民間流傳《太平經》。東漢末年，黃巾黨人的叛變信念就是來自於「太平道」。北宋初年，王小波所領導的農民戰爭的口號是：「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清朝末年洪秀全等人所創立的「太平天國」(西元1851-1864年)，也是以太平為名。太平與平均是一條貫穿二千多年中國農民政治思想的主軸。
　　傳統中國的治世，通常是這種小農社會的時代。典型的例子如漢朝的「文景之治」、隋朝的「開皇之治」、唐朝的「貞觀之治」與「開元之治」。這幾個時期其實經濟並不發達，而是以自耕農為主體的時代。事實上，西漢中期以至東漢時期的經濟狀況皆比「文景之治」時提升許多，尤其是表現在工商業的發達，以及社會整體財富的增加上。唐中後期相對於「開元之治」也是如此，然而當時人與歷史學家都認為唐中後期，尤其是五代乃亂世。推其原因，東漢與唐中後期，雖然社會整體的財富增加了，可是貧富不均與社會階層分化的問題趨於嚴重。許多農民因為土地兼併或物價波動而破產，最後成為流民。大量流民中的一部分轉換為盜賊，成為武裝集團，於是農民叛變蜂起，社會秩序遭到破壞。自耕農是國家的稅基，當自耕農階層瓦解之後，國家的稅源便減少了。可是國家卻為了鎮壓農民叛變而必須增設軍隊，增加支出。許多地主階級利用各種管道晉升為官人，國家也盡可能的不要讓士人失業，於是官僚機構膨脹，財政也更加惡化。這些財政負擔都必須加在未破產的小農民身上。總之，這是一種惡性循環。當社會矛盾無法解決時，大規模的農民叛變就醞釀而生，如漢末的「黃巾之亂」、唐末的「黃巢之亂」。
　　在中國歷史上，一個王朝倒下了，另一個王朝又繼之興起，在朝代更迭的過程中，農民通常是皇權的支持者。所以我們看到農民叛變推翻了王朝，可是農民卻又期待另一個皇帝的統治。我們曾經說明秦始皇的統一政權是農民所歡迎的，因為小農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政府出面維持秩序，這個秩序包括安定的生活環境，以及抑制地方豪強勢力的擴張。農民心中的皇帝是一個超越地方勢力的聖明太子，皇帝與代表皇帝的機構應該會出面安定農民的生活。在地方豪強與國家的官僚之間，農民寧可選擇後者為支配者。我們稱這種思想為「皇權思想」，它充分表現在「包青天」一類的民間戲曲中。包青天代表著正義的皇權，他要檢肅的對象是土豪劣紳與貪贓枉法的地方官。這種皇權思想是皇帝制度能夠綿延二千年的重要因素。

中國自鐵幕開放以後因百姓窮怕了一切只向錢看

所以光怪陸離的事不勝枚舉

高幹富商工農照著排

貧富差距大12億人口隨時會分裂

士農工商，照著排，中國大陸是有特色的農耕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