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包裡的硬幣紙鈔都有中華民國,身分證上也是中華民國,偏偏有人回答中華民國已經被消滅云云...如果真的這麼討厭中華民國,總統立法院都是主張台獨的人士,為何又不改國名?

在台灣真正要鬧獨立的也只是絕少數的人.這些人幾乎都是有小日本血緣或是從日本得到好處的一幫人.
這幫人最大的願望不是[獨立]而是想把台灣回復到[日本的殖民地].都是一些只會喊喊卻是軟弱無用的人.
如果有種又是這麼討厭[中華民國]的話.就應該有勇氣去除掉一切和[中華民國]有關的東西.但是因為是[無用].
所以只好像綠頭蒼蠅一樣.整天只會嗡嗡嗡的圍在台獨這塊腐肉上.因為要活下去.所以不得不寄居在[中華民國]
屋簷之下.因為無用又無膽子所以只好用[[台灣早已是個獨立的國家]]來自我安慰.
無用無能又無GUTS的人又怎能會為了成立[台灣國]拼命????.耍耍嘴皮子.自我安慰吧了.

台獨是一種病毒,台灣人很多都得病了.這是標準答案!
綠媒,民進黨人,很多糊塗國人把對岸當成中國,意淫這一岸是台灣國!

其實正確劃分應該是:中國大陸,中國台灣(台澎金馬)

陸委會不是外交部
小英也不是台灣國總統
自認是台灣國的立委民代都該滾蛋!

問愛鬧笑話的菜皇...
https://tw.answers.yahoo.com/question/index?qid=20170610102710AA16bla

因為絕大多數的台獨份子都是，厚顏無恥、寡廉鮮恥、不知羞恥呀！
不認同中華民國，卻使用中華民國的貨幣，對他們有何難呢？

要改變國名需立法院通過，阿扁時期曾辦過一次公投，沒過關。國共內戰中華民國被消滅是事實，當時二戰美軍打敗日本，日本放棄台灣，台灣所有權人是美軍。美軍與蔣介石軍隊是盟軍，美軍同意蔣介石殘餘軍隊逃難台灣，還派第七艦隊台灣海峽保護，中國落入毛澤東手裡。
毛澤東爭權益，要求加入聯合國，蔣介石喪失在中國的控制權，中國的控制權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共匪進入了聯合國。
美軍給了台灣一部「台灣關係法」，不承認中華民國組織，國際都認同，不管錢幣或身分證怎麼寫，國際都不承認。
蔡英文選的是「台灣總統」，689萬票當選，這選票有一半是來自中國國民黨選民，蔡英文不能得罪選民，更改國號要暫緩一下，等待時機成熟。

一笑置之

無膽

只是某些人的意淫耶，不用新臺幣的話，難道是用人民幣乎？


蘇格蘭也有自己的蘇格蘭鎊耶，不過流通性有限，不也要用英鎊乎？

"中華民國"在1949年已經滅亡了!

現在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只是一個"流亡政府",但還不是一個"正常國家"!

台灣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正名制憲",正式廢棄"中華民國"的這個"暫時借用"的國名

以及現行荒謬的體制的!

"流亡政府"也可以發行貨幣在國內外使用,只要"幣值"被國人及國際間接受即可.

"流亡政府"也可以發身分證,護照,更何況台灣還擁有自己的軍隊,領土,與海關!

台灣分離主義意識

　　蔣介石及其子蔣經國的統治期間，雖然先後實施獨裁與威權的統治，並鎮壓異議份子。然而，蔣氏父子統治期間，也曾實行選舉的政治制度，並贏得台灣居民的支持，尤其是台灣福佬人與客家人的支持，從而使蔣氏政權合法化。但是，在每次選舉的過程中，隨著民主化的發展(即政治控制的與日寬鬆)、本省人經濟實力的壯大、下一代受過良好教育台籍菁英的崛起、台籍菁英與外省菁英在中央權力配置的不公及二二八歷史怨恨等因素，衍生了台灣人的分離主義意識。

權力分配與族群怨恨

　　族群怨恨，其起因於歷史遺留下來的權力分配不均者，是最重要的分離運動因素之一，通常會形成分離意識，甚至發展成有組織的分離運動。
　　外省人是1949年移民台灣。如前所述，台灣則是自1895年割予日本。台灣人歷經日本殖民統治五十年，故台灣人與外省人間的歷史記憶相異。台灣回歸祖國後又發生二二八事件。接著，曾統治中國大陸全國的國民黨中央政府遷至台灣，外省菁英控制政治核心權力，尤其是1950年代，外省菁英佔據了絕大部份的中央高層職位。台籍菁英認為在政治權力分配上，他們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此事滋長並形成族群怨恨。特別是台籍菁英認為，這一政治上的不平等，使台灣人喪失決定他們自己命運的能力，並導致白色恐怖時期許多台灣人(實際上也有許多外省人)遭逮捕與殺戮的政治壓迫。
　　在外省人蔣介石父子長達三十八年的獨裁威權統治期間，執政黨是中國國民黨，重大政策的決策機構是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簡稱中常會)。1953-1956年間的七屆全會中，10名中央常委全部都是外省人；1957-1971年間的中全會，15名至21名中常委中僅有2名台灣人；自1972年的十屆三中全會，21名中常委中有3名台灣人；1976年的第十一屆一中全會中，比例微增至22名中常委中有5名台灣人；1979年的十一屆中全會中，27名中常委中有9名台灣人；此一比例逐漸增加，1984年的十二屆二中全會，31名中常委中有12名台灣人；1986年十二屆三中全會，31名中常委中有14名為台灣人。1988年1月13日，總統兼中國國民黨黨主席的蔣經國去世，李登輝副總統繼任總統及中國國民黨黨主席。1988年7月14日，中國國民黨舉行十三屆一中全會，在黨主席李登輝的控制下，31名中常委中有16名台灣人，台灣人佔全部中常委的51.6%，台灣人首次在中常會中成為多數。
　　執政黨中國國民黨中常會成員中，台灣人與外省人間組合比例的逐漸變化，可說是反映了第二代台灣化的進程。自1976年起，台籍菁英開始增加其在國民黨中常會的影響力，並於1980年代開始分享政治核心權力。然而，在前面的二十五年間(1950-1975)，台灣人雖佔全部人口的85.3%，但台灣人菁英在核心決策體系中，對重大施政方向，可說是完全沒有政治影響力。

語言政策與族群怨恨

　　語言相異是另一個分離運動的重要因素。在許多國家，語言是一個敏感問題，特別是多民族多族群所組成的國家。在台灣，國府以北京語為國語(內地稱為普通話)。當國府統治中國大陸時，就在中國大陸推行國語很多年了。1949年，當整個中央政府遷往台灣，91萬外省人突然聚居台灣，他們來自35個省份，講不同的方言。另一方面，閩南人、客家人與原住民也是講不同的方言。
　　為了促進各省各族群間的相互溝通，國民黨政府在台灣推行國語，尤其是規定在學校須使用國語，但台灣福佬人在日常生活(包括選舉)中均仍可講國語。在台灣，由於從小學、中學到大學，老師上課是使用國語。因此，某些學童逐漸淡忘了他們的母語，其中也包括外省學童。例如上海、廣東、潮州、四川等許多講方言省份的學童。台籍菁英當然也瞭解這樣的情形及推行國語的意義，這是常識。然而，1980年代政治氛圍寬鬆，福佬政治人物希望在選舉中贏得佔人口多數福佬人支持的政治目的，語言政策就成了福佬政治人物用以怨懟攻擊外省人的藉口。他們不提語言政策的結果，是對許多母語非國語的外省學童也是相同的，不提「通行語言」對台灣各族群如客家、原住民、閩南及廣東、上海等人在溝通上的方便，不提許多先進民主國家如日本、法國、英國等也都在學校推行國家語言。不提在一般生活與選舉時，仍是通行台語，而是蓄意曲解政府的語言政策，並無限上綱地將其簡化成是外省人禁止台灣人說母語，是外省人欺侮台灣人。
　　1994年3月，李登輝於接見日本反華右翼作家司馬遼太郎時，他以總統的身分抨擊政府的語言政策，鼓勵人們使用台語，並稱「我現在帶頭說台語，已是非如此做不行了」。李登輝在語言政策上的此一觀點，立即激起台灣福佬人與外省人間的強烈爭議。然而，像這樣領導人鼓勵人們使用地方方言的例子，是極其罕見的。這也顯示，在台灣，「語言」是一相當重要的政治問題。李登輝為何不抨擊日人的語言統一政策？

下一代台籍菁英的崛起

　　1949年隨同國民黨政府移民台灣的外省人，佔台灣全部人口的13.0%。這些外省人離開大陸時，他們失去了在大陸的土地和資產。當時，除了極少數如上海及其他城市的資本家或企業家，外省人中絕大多數是服務於公職的軍人、行政人員或知識份子。因此，外省人在台灣經濟部門私營工商領域中的影響有限。
　　至於台灣人，由於日據時期嚴厲的教育歧視政策，大部份的台籍菁英未能接受高等教育。例如1943年時，台灣僅有台北帝國大學一所大學，日籍大學生384人、但台籍大學生僅69人(其中64人是學醫科)。另外，日據末期在日本殖民政府的極端歧視下，台灣人出任中高級公務員者極少。例如1945年時，全台勅任官(相當於台灣今之簡任官，或將級軍官)共167人，其中日本人166人，台灣人僅1人。奏任官(相當於台灣今之荐任官，或校級軍官)共2,170人，其中日本人2,141人，台灣人僅29人。因此，這些歷史的因素，也限制了台籍菁英在政府部門的發展。然而另一方面，由於台灣人已世居台灣幾代，故擁有土地、財富與技能，絕大多數的台灣人都是從事私營的工商領域，故大多數的台籍菁英，也是從事政治領域外的私營工商企業，他們正好成為1950-1980年間台灣經濟快速發展的受益者。他們發展了自己的事業，累積了大量財富，最後在私營工商領域中，享有重大的影響力，續而有能力影響政治。
　　誠如前曾提及的，1949年國民黨政府遷往台灣，由於國民黨政府將台灣視為中國眾多省份的其中一省，視台灣人、客家人及原住民都是中國人，因此在教育政策上，是實施不分族群一視同仁的公平政策。台灣人學生、客家人學生、原住民學生與外省人學生，一起參加考卷姓名密封的各階段(小學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學)聯合招生，對大學生的科系組別也無任何限制，全按填表志願與考試成績高下分科系，故許多台灣福佬人學生也念政治與法律等科系。因此，1970年代與1980年代，受過良好高等教育的下一代台灣福佬人崛起，其中包含許多政治菁英。某些下一代台籍菁英，也承襲了上一代有關二二八事件及曾遭外省情治人員迫害的族群仇恨經驗。此時，他們有政治方面的豐富學識與能力，有能力對台人權力配置不公及國民黨政權合法性等敏感問題，提出論述並挑戰國民黨政府的威權。

台籍菁英藉民主推動實質分離運動

　　在1970年代早期民主化時，台籍反政府菁英打著民主、人權與自由的旗幟，與外省反政府(或云非當權派)菁英合作，以緩和外省人蔣經國政府的強大政治壓力。1970年代，無論是外省人的反對菁英或是外省人的高官，他們都曾在中國大陸成長、求學並開展其事業。他們離開中國大陸僅僅二十餘年，實無法忘懷中國大陸是他們的原鄉，故他們強烈地認同中國。在那個時代，外省人非當權派菁英，例如胡適、雷震、殷海光、費希平等，雖追求民主，但也認同中國。然而，台籍反政府菁英的真實動機，不僅祇是追求民主，而且也追求將台灣從中國大陸分離出去。關於獨立的目標，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下，台籍反政府菁英間都心照不宣。因此，在台灣的政治發展中，台籍菁英的民主運動與分離運動，是合而為一的連體嬰。也就是，台籍菁英是以隱性的非暴力分離方式，推動實質的分離運動。

民主與高雄事件

　　1971年10月25日，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接著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被承認做為中國唯一合法的代表。此一事件，粉碎了中華民國代表全中國的政治神話，並且也侵蝕了國民黨政府的法統。
　　1970年代中期，台灣反對運動崛起，受過良好教育的新一代台灣福佬人菁英，參加反國民黨的政治運動。為了能在選舉中得到多數族群台灣福佬人的支持，台籍候選人中不乏提及不公平(利於外省人，不利於本省人)的政治權力配置、外省人(菁英)主控的國民黨政府歧視台灣人等敏感議題。台籍候選人並進一步地激發台灣人族群意識，以利選舉中凝聚台灣福佬人的選票，以求勝選。在1977年的五項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中，台灣反對運動候選人(全部為本省籍的台灣人)在選舉期間相互串聯助選造勢，整合以往分散的力量，形成以「黨外(意思是中國國民黨以外)」為名的政團雛型，其總得票率達到33.3%，贏得空前勝利，此一聲勢於1979年達到另一高潮。該(1979)年，黨外至少舉辦了十四次的大型群眾活動，並成立「中央民意代表黨外候選人聯誼會」，出版黨外的政論刊物「美麗島」雜誌，以宣揚黨外的政治理念。
　　1979年12月，國民黨政府舉辦「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12月10日是國際人權日(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Day)，黨外計劃於當天在南台灣的高雄市，舉辦台灣人反對運動的大型集會，準備以追求人權的名義，抨擊國民黨政府的特務統治，另也準備了火把與木棍。然而，在前一天，有二名自願工作者遭警察逮捕並被刑求。此事激怒了黨外群眾，立即引發了遊行群眾與軍警的暴力衝突，接著國民黨政府逮捕了絕大多數的黨外反對運動主要人物，並經公開軍法大審，判刑入獄。此事稱為高雄事件(又稱美麗島事件)。
　　高雄事件在台灣近代歷史上是一個轉折點。絕大多數的高雄事件台灣反對運動主要人物，不但遭逮捕入獄並遭殘酷刑求，但最後無罪釋放。1980年代中期及1990年時，這些台籍反對運動的主要人物都被釋放。然而，在那個時代，外省菁英主控的國民黨政府情治單位，對這些台籍菁英的逮捕與刑求，對當事人而言，合理的推斷，無疑地對外省人及國民黨政府是永生難忘的仇恨。

高雄事件與分離主義意識

　　在高雄事件(美麗島事件)的公開軍法大審判中，吸引了一批為被逮捕的台籍反對運動主要人物辯護的律師，加入反對運動，例如陳水扁、蘇貞昌、江鵬堅、尤清、張俊雄等人。在經由當時媒體的公開報導下，他們成了新一代的反對運動新星。在接著的1983年區域增額立委選舉、1985年地方公職(縣市長與省市議員)選舉中，高雄事件中的一些受刑人家屬與辯護律師都高票當選。此一形勢，為日後台灣反對運動奠下重要的組織基礎。
　　在上述的選舉中，台籍黨外政策的最重要關鍵之一就是「台灣前途應由台灣全體住民共同決定」。這可視為準分離主義的政治宣言。為了贏得台灣福佬人的選票，台籍候選人在選戰中，以選擇性地提出敏感性議題的方式，凝聚台灣人的族群意識。例如，他們抨擊中央權力分配對台灣人不公平，卻不提及地方權力分配對外省人不公平。他們抨擊台灣人遭國民黨政府的特務迫害，卻不提及許多外省人也遭同樣的迫害。他們抨擊二二八事件後期外省人軍隊屠殺台灣人，卻不提及二二八事件前期台灣人對外省人的殺戮與迫害。尤有甚者，他們抨擊國民黨政府的語言政策，即在學校強迫下一代在學校學習國語，從而使某些下一代台灣人喪失說母語的能力，但不提及母語非國語的下一代外省人也同樣的喪失說母語的能力。總而言之，台籍候選人在闡釋政治事件時，總是將事件簡化成外省人迫害台灣人。最後，經由多次選戰宣傳，這種仇視外省人的說法，逐漸深植許多福佬台灣人大眾的心中，尤其是南台灣的福佬台灣人。
　　1986年，台人反對運動菁英成立了民主進步黨(簡稱民進黨，以福佬台灣人為主要成員)。在隨後的1986-1989年間，民進黨有系統的舉辦諸如演講會、坐監惜別會、告別市民說明會等一系列的群眾集會(即街頭運動)，從而吸引了部份台灣福佬人的支持。這些群眾集會中最敏感的訴求議題之一，就是台灣獨立。此一議題也更進一步地刺激了台灣人與外省人的族群關係。
　　一般說來，絕大多數的民進黨黨員都是強烈認同台灣的台灣福佬人，民進黨中的外省人是極少數。1987年4月，民進黨通過台灣是一主權獨立的國家，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的台灣決議文。民進黨的政策就是台灣與中國大陸分離。然而，1988年12月，民進黨創黨的唯一外省人元老費希平，因不同意民進黨的分離主張，淒然地退出民進黨。外省人創黨元老費希平的退出民進黨，反映了台籍菁英與外省菁英間在國家認同上的尖銳對立。

世界惡霸老共天天鬼叫一個中國

如果他要承認中華民國就不會不讓我們青天白日的國旗在國際場合出現

台灣人為生存當然要拼獨立正名
兩岸關係不是只在強權裡面打轉，國家應追求人民最大幸福，而凍結台獨黨綱、九二共識、簽訂和平協議等，都是中國分裂台灣的手段，最終目的是併吞台灣，「中國不可怕，可怕的是國人沒辦法團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