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第一次及第二次合作在領導人物，合作成果兩方面的異同 thxx?

國共再度合作與衝突

　　「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呼聲，乃是日本對中國不斷侵略所造成中國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與知識分子憂患意識的反映。中共在窮途末路的時候，運用「統一戰線」的謀略，抓住了這千載難逢的一線生機，以求生存發展。西安事變後，國共關係緩和。抗戰軍興，政府宣言抗日，中共於26年7月15日發表〈共赴國難宣言〉，向國民政府提出四項保證：(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土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國民政府誠意接受，於是發布命令，收編陝北共軍為國民革命軍為第八路軍。另一方面，國民政府也作了不少延攬人心的表示，如以共產黨人7人包括毛澤東為國民參政會員，任命周恩來為軍委會政治部副主任，授權《新華日報》在大後方發行，承認陝甘寧地區為特別行政區，承認共產黨為合法政黨等，所謂「抗日民族聯合戰線」於焉建立，國共再度合作。
　　但是，由於第一次國共合作的不愉快經驗，蔣中正對中共既不會推心置腹的信任，中共也不會信守諾言，27年2月，蔣獲得沈鈞儒與葉劍英談話的記錄，據稱共黨欲利用聯合戰線作擴張實力的工具，一俟時機成熟將與政府作戰。4月初，張國燾與毛澤東決裂，張發表〈敬告國人書〉，提及毛「不以國家民族為重，缺乏團結抗日誠意」，引起蔣的注意。此外，中共中央於平型關戰役獲勝之日(26年9月)，發表「國民政府是國民黨一黨專政，還不是一個全民族的抗日統一戰線政府的情形下，共產黨一般的就不得參加這個政府及其附屬的各種行政會議及委員會…」。劉少奇復又於(26年)10月宣布「建立敵後的游擊區根據地，改造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府」，為以後的衝突伏下遠因。
　　中共的武力以在山西、河北、山東的八路軍，以及江蘇、安徽的新四軍為大。而新四軍在民國29年時，攻占蘇北，企圖掌握京滬杭三角地帶，擴展「地盤」。由於中共軍力不斷地肆意擴張，以致國共雙方的軍事衝突時起。10月，國民政府為了減少新四軍與國軍的衝突，曾命新四軍調防黃河以北，新四軍卻拖延時間改變行程。民國30年1月5日，新四軍在皖南與國軍第四十師衝突，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乃下令將新四軍包圍解決，軍長葉挺以下5000人被俘，其餘4000人或死或傷，副軍長項英被殺，番號撤銷。中共則自行任命陳毅為新四軍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繼續率領殘部自由活動，此即所謂的「新四軍事件」，又稱皖南事變。
　　「新四軍事件」使國共關係瀕於破裂，中共退出國民參政會，開始其「軍事自衛、政治進攻」的策略，在不利情況下發動宣傳攻勢，指責蔣委員長違背協定，宣稱項英是岳飛，參謀總長何應欽是秦檜，要求廢止一黨獨裁，共組各黨派聯合委員會，獲得了民眾及外人的同情，美蘇兩國亦至表關切。此後國共雙方展開一連串的談判，美國總統羅斯福於1941年1月下旬先派其行政助理居里(Lauchlin Currie)以考察經濟為名，進行了解與協調，兩年之間，來回數次，1942年又派威爾基(Wendell L.. Willkie)來華了解與勸和，不幸均告失敗。是時德蘇戰爭爆發，史達林不敢採強硬路線，毛澤東亦不敢過度囂張，但在政治要求上，卻又不斷提高，其在華北、華中的擴張，亦逐漸加強。尤其利用「一號作戰」之際，攻取華東及華北之海岸城市，接近國軍駐軍地帶，增加以後對國民政府討價還價之籌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