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神人提供明清比較有名的翻案文章?

《聖哲畫像記》 曾國藩著

【課文】
國藩志學不早，中歲側身朝列，竊窺陳編，稍涉先聖昔賢、魁儒、長者之緒；駑緩多病，百無一成。軍旅馳驅，益以蕪廢。喪亂未平，而吾年將五十矣。往者吾讀班固《藝文志》及馬氏《經籍考》，見其所列書目，叢雜猥多。作者姓氏，至於不可勝數，或昭昭於日月，或湮沒而無聞。及為文淵閣直閣校理，每歲二月，侍從宣宗皇帝入閣，得睹《四庫全書》。其富於前代所藏遠甚；而存目之書，數十萬卷，尚不在此列。嗚呼！何其多也！雖有生知之資，累世不能竟其業，況其下焉者乎！故書籍之浩浩，著述者之眾，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盡飲也。要在慎擇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擇古今聖哲三十餘人，命兒子紀澤圖其遺像，都為一卷，藏之家塾。後嗣有志讀書，取足於此，不必廣心博騖，而斯文之傳，莫大乎是矣。昔在漢世，若武梁祠、魯靈光殿，皆圖畫偉人事蹟，而《列女傳》亦有圖像，感發興起，由來已舊。習其器矣，進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莫，心誠求之，仁遠乎哉？國藩記。

【語譯】
國藩立志讀書時已很遲了，中年的時候雜次於朝廷官員的行列中，得以看到一些古代的典籍，稍稍涉獵了先聖前賢大儒長者的事業；而才能低劣遲鈍，身體又多病，百事沒有一樣成功的。又隨著軍旅東奔西走，更加荒廢了學業。國家的亂事尚未平定，而我的年紀也將近五十歲了。以前我讀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和馬端臨的經籍考，見到其中所列的書目，眾多而雜亂。作者的姓名，甚至於多得數不清。或者是和日月爭光，或者是湮沒而沒人知道。到後來做了文淵閣職閣校理，每年的二月，侍從宣宗皇帝進入文淵閣，能夠看到了四庫全書。其中蘊藏的豐富，遠超過前代的儲藏；而只存書目的，有數十萬卷，還不包括在這裡面。唉！怎麼如此多呢？雖然有生而知之的才華，好幾世也不能看完它，況且那資質差的呢？所以書籍的廣大，著書的眾多，像是江海一般，不是一個人的肚腹所能容納得下，主要是在謹慎的選擇而已。我既然自己估量自己做不到，就選擇古今聖賢哲人三十多人，命令兒子紀澤畫出來他們的遺像，全部做成一卷，藏在家裡讀書的學堂裡。後來的子孫有志向讀書的，從這裡取法就夠了，不必廣博地搜取，而胡亂的摸索，而儒家的傳授，沒有比這更重要的了。以前在漢朝的時候，像武梁祠、魯靈光殿，都畫了偉大人物的事蹟，而列女傳中也有圖樣。由於感動而引起興趣，來源已經很久了。能夠熟知他們的儀表形貌，進一步探求他們的精神，了解微細的地方，與前賢的精神感應相合，心中誠懇地追求著，「仁」難道是離我們很遠的嗎？國藩記。

【課文】
堯、舜、禹、湯，史臣記言而已。至文王拘幽，始立文字，演《周易》。周、孔代興，六經炳著，師道備矣。秦漢以來，孟子蓋與莊、荀並稱。至唐韓氏獨尊異之。而宋之賢者，以為可躋之尼山之次，崇其書以配《論語》。後之論者，莫之能易也。茲以亞於三聖人後云。

【語譯】
堯、舜、禹、湯的事蹟，史官記載了他們的言論而已。到了文王被拘禁幽囚的時候，才創立了文字，推演出周易。周公、孔子接續地起來，六經光耀而燦爛，為師的道統因此而齊全了。秦漢以來，孟子差不多和莊子荀子同樣地被稱道。到了唐朝，韓愈特別提倡尊崇而稱讚他。而宋朝的賢人，以為孟子可以升到比孔子次一等的地位，所以推尊了他的書，用來和論語相配，後來的評論家，都不能改變孟子的地位。所以就把他放在文王、周公、孔子三位聖人的後面。

【課文】
左氏傳經，多述二周典禮；而好稱引奇誕，文辭燦然，浮於質矣。太史公稱莊子之書皆寓言。吾觀子長所為《史記》，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閎識孤懷，不逮子長遠甚；然經世之典，六藝之旨，文字之源，幽明之情狀，粲然大備。豈與夫斗筲者，爭得失於一先生之前，姝姝而自悅者能哉！

【語譯】
左丘明作左傳，傳授春秋經，多半是敘述東、西周的典章儀式；而很喜歡敘述引用一些奇異的事情，文辭美麗，越過它的本質。太史公說莊子的書所寫的都是有寄託的話。我看司馬子長所作的史記，有寄託的話也占十分之六七。班固見識的高遠，懷抱的耿介，比司馬子長差得遠了；然而經國濟世的文物制度，禮、樂、射、御、書、數六藝的中心思想，文字的淵源，善惡的情狀，在漢書中都記載的很完備。那裡像那些才短量淺的人，在一位老先生面前爭長取短，得到一點東西，就安於現狀，志得意滿了呢？

【課文】
諸葛公當擾攘之世，被服儒者，從容中道。陸敬輿事多疑之主，馭難馴之將，燭之以至明，將之以至誠；譬若御駑馬，登峻坂，縱橫險阻，而不失其馳，何其神也！范希文、司馬君實，遭時差隆；然堅卓誠信，各有孤詣；其以道自持，蔚成風俗，意量亦遠矣；昔劉向稱董仲舒王佐之才，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殆不能及；而劉歆以為董子師友所漸，曾不能幾乎游、夏。以予觀四賢者，雖未逮乎伊、呂，固將賢於董子，惜乎不得如劉向父子而論定耳！

【語譯】
諸葛孔明正當動亂的時代，是一位純粹的儒者，行止合於大道。陸敬輿侍奉性情多疑的國君，統治著很難馴服的軍隊，以最坦率的心對待國君，以最真摯的情感率領將領；就譬如駕駛劣馬一樣，使它爬上崎嶇的山坡，來去於危險的地方，而仍然使它照常奔馳，是多麼的神妙啊！范仲淹、司馬光，遭遇的時代較興盛，然而堅毅誠信，各有他們獨特的造詣；他們自己守著正道，成為一時的風尚，他們的志向度量也實在是遠大呀！以前劉向曾經稱讚董仲舒是宰相的人材，連伊尹、呂上都不見得比他更好，管子、晏嬰之流的人，大概都及不上；而劉歆卻以為董仲舒被師友所薰陶的造詣，不能趕上子游、子夏。以我的觀點看這四位賢者，雖然及不上伊尹、呂尚，可是還比董仲舒更賢德，可惜不能夠得到像劉向父子一樣的人來評定他們啊！

【課文】
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張子以為上接孔、孟子傳，後世君相師儒，篤守其說，莫之或易。乾隆中，閎儒輩起，訓詁博辨，度越昔賢，別立徽志，號曰「漢學」，擯有宋五子之術，以謂不得獨尊。而篤信五子者，亦屏棄漢學，以為破碎害道，齗齗焉而未有已。吾觀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乎洙、泗，何可議也？其訓釋諸經，小有不當，固當取近世經說以輔翼之，又可屏棄群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議焉。

【語譯】
自從朱子表揚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以為他們往上可以接續孔子、孟子的學術傳統，後世的國君、大臣、老師、儒者，都牢牢地守住他的說法，一點兒都不改變。乾隆年間，博學大儒一代代相繼出現，文字訓詁方面的博學明辨，超過以前的賢者，另外樹立一個標幟，叫做「漢學」，排斥宋朝五子的學術，說他們不能唯我獨尊。而深信宋五子之學的，也摒棄漢學，認為漢學支離破碎，妨害了正道，像這樣互相爭辯不肯停止。在我看來，宋五子所提倡的言論，在大的地方，多半合乎孔子的道理，有什麼可爭論的呢？他們解釋經典，或者有小地方不恰當，應當把近世的經說拿來作為輔助，又那裡可以排斥別人的言論而自己限制自己的發展呢？對於兩方面都是一種諷刺啊！

【課文】
西漢文章，如子雲、相如之雄偉，此天地遒勁之氣，得於陽與剛之美者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劉向、匡衡之淵懿，此天地溫厚之氣，得於陰與柔之美者，此天地之仁氣也。東漢以還，淹雅無慙於古，而風骨少隤矣，韓、柳有作，盡取揚、馬之雄奇萬變，而內之於薄物小篇之中，豈不詭哉！歐陽氏、曾氏，皆法韓公，而體質於匡、劉為近。文章之變，莫可窮詰；要之，不出此二途，雖百世可知也。


【語譯】
西漢的文章，像揚雄、司馬相如的雄深偉大，這是天地間的勁直之氣，得之於陽和剛的美；這是屬於天地間的義氣。劉向、匡衡的深沈美好，這是天地間溫和敦厚之氣，得之於陰與柔的美，這是屬於天地間的仁氣。東漢以來，文章的深博風雅並不比古人遜色，而風韻格調則稍差一點。韓愈、柳宗元興起，將揚子雲、司馬相如的雄偉奇怪、千變萬化運用在瑣碎的事物、短小的篇章上，難道不是很奇特的嗎？歐陽修、曾鞏都取法韓文公，而體貌和匡、劉比較相近。文章的變化，是無法一一追根究柢的；主要的還是不會超過這兩種途徑的，雖然過了一百世，也是可以推知的。

【課文】
余鈔古今詩，自魏、晉至國朝，得十九家。蓋詩之為道廣矣，嗜好趨向，各視其性之所近。猶庶羞百味，羅列鼎俎，但取適吾口者，嚌之得飽而已。必窮盡天下之佳肴，辯嘗而後供一饌，是大惑也；必強天下之舌，盡效吾之所嗜，是大愚也。莊子有言：「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余於十九家中，又篤守四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蘇、黃。好之者十而七八，非之者亦且二三。余懼蹈莊子不解不靈之譏，則取足於是，終身焉已耳。

【語譯】
我抄錄古今的詩，從魏、晉到本朝，有十九位作家。作詩的方法可以說是非常廣泛，各人的嗜好不同，所定的方向不同，要看各人性情的相近。就譬如各種美味，擺滿了一桌，只是取適合我們的口味，吃飽了就算了。一定要搜羅天下的美味，分別嚐一嚐，然後才做出一頓飯，這是最大的疑惑；一定要強迫天下人的味覺，全都喜歡我所喜歡吃的，這是最愚蠢的事。莊子說：「有最大的疑惑的人，是一生都無法了解的；最愚蠢的人，是一生都不會明白的。」我對於這十九位作家裡面，又堅守著四個人；唐朝的李白、杜甫，宋朝的蘇軾、黃庭堅。喜歡他們的人十之八、九，批評他們不好的，也差不多有十之二三。我害怕重蹈莊子所說的不明白、不通曉的諷刺，所以選取這些人就足夠了，可以終身誦讀而不至於有差錯的。

【課文】
司馬子長網羅舊聞，貫串三古，而八書頗病其略。班氏《志》較詳矣，而斷代為書，無以觀其會通，欲周覽經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馬端臨《通考》，杜氏伯仲之間，鄭《志》非其倫也。百年以來，學者講求形聲故訓，專治《說文》，多宗許、鄭，少談杜、馬。吾以許、鄭考先王製作之源，杜馬辨後世因革之要，其於實事求是，一也。


【語譯】
司馬子長收集了以前許多傳說，貫通上古、中古、下古久遠的年代，而史記的八書還有太簡略的毛病。班固漢書的十志比較詳盡，而截斷一個時代來寫的史書，又沒辦法看出它們貫通的地方。想要偏看治理國家的大法典，必須要從杜佑的通典開始著手。馬端臨的通考，和杜氏不相上下，鄭樵的通志又和它不是同一類的了。一百年來，學者因為講求形聲、訓詁，就專門研究說文解字，多半都尊崇許慎、鄭玄，很少談論到杜佑、馬端臨。我以為許慎、鄭玄是考察前代制度的來源，而杜佑、馬端臨是辨別後世變遷的重點，對於實事求是來說，是同樣的注重。

【課文】
先王之道，所謂修已治人、經緯萬彙者何歸乎？亦曰禮而已矣。秦滅書籍，漢代諸儒之所掇抬，鄭康成之所以卓絕，皆以禮也。杜君卿《通典》，言禮者十居其六，其議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張子、朱子之所討論，馬貴與、王伯厚之所纂輯，莫不以禮為兢兢。我朝學者，以顧亭林為宗；國史《儒林傳》，褎然冠首。吾讀其書，言及禮俗教化，則毅然有守先待後，「舍我其誰」之志，何其壯也！厥後張蒿蓭作《中庸論》，及江慎修、戴東原輩，尤以禮為先務。而秦尚書蕙田，遂纂《五禮通考》，舉天下古今幽明萬事，而一經之以禮，可謂體大而思精矣。吾圖畫國朝先正遺像，首顧先生，次秦文恭公，亦豈無微旨哉！桐城姚鼐姬傳，高郵王念孫懷祖，其學皆不純於禮。然姚先生持論閎通；國藩之粗解文意，由姚先生啓之也。王氏父子，集小學訓詁之大成，敻乎不可幾已。故以殿焉。

【語譯】
先王的道理，所謂的「修養自己，然後治理他人」、「組織這世界上的萬事萬物」，到底是什麼呢？也不過是一個「禮」而已。秦朝燒滅書籍，而漢代的許多儒者所拾取的；還有鄭康成能夠出類拔萃的地方，都是因為「禮」啊！杜佑的通典，談到禮的占十分之六，他的見識已經超越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了。宋朝張載、朱子所討論的，馬端臨、王應麟所編輯的書，沒有不是以禮作為戒慎的對象。本朝的學者，以顧亭林為宗師；國史儒林傳中，他就非常特出地被放在首位。我讀他的書，有提到禮儀、風俗、教導、感化的地方，就毅然決然地有保存先人的事業而等待後來賢者的責任，除了我還有誰能擔當的志向，這是多麼的偉大啊！到後來張爾岐作中庸論，和江慎修、戴東原一流的人，更是把禮作為最重要的事情。而秦尚書蕙田，就編輯了五禮通考，把天下古今善惡萬物，全部用禮貫穿起來，可以說是體制龐大而思慮精深了。我畫了本朝已故的賢人遺像，最先的是顧先生，其次秦文恭公，那裡是沒有一點點含意呢？桐城姚姬傳，高郵王懷祖，他們的學問都不純粹屬於禮學。然而姚先生的思想博大；國藩能夠稍稍了解文章，是由姚先生的啓發。王氏父子，集小學訓詁的大成，可以說是高深而不能趕得上啊！所以把他放在最後。

【課文】
姚姬傳氏言學問之途有三：曰義理，曰詞章，曰考據。戴東原氏亦以為言。如文、周、孔、孟之聖，左、莊、馬、班之才，誠不可以一方體論矣。至若葛、陸、范、馬，在聖門，則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張、朱，在聖門，則德行之科也；皆義理也。韓、柳、歐、曾、李、杜、蘇、黃，在聖門，則言語之科也；所謂詞章者也。許、鄭、杜、馬、顧、秦、姚、王，在聖門，則文學之科也；顧、秦於杜、馬為近，姚、王於許、鄭為近；皆考據也。此三十二子者，師其一人，讀其一書，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若又有陋於此而求益於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則以一井為隘，而必廣掘數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無見泉之一日。其庸有當乎？

【語譯】
姚姬傳先生談及學問的途徑有三方面：就是義理、詞章、考據。戴東原先生也以為是這樣。像文王、周公、孔子、孟子的神聖，左丘明、莊子、司馬遷、班固的才氣，實在不是侷限於一方所能體會得出來的。至於像諸葛亮、陸敬輿、范仲淹、司馬光，在孔子的門中是屬於以德行而兼有政治的才能；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子，在孔子的門中是應該屬於德行一科；都是義理方面的。韓愈、柳宗元、歐陽修、曾鞏、李白、杜甫、蘇軾、黃庭堅，在孔子門中是屬於言語一科；是所謂詞章方面的。許慎、鄭玄、杜佑、馬端臨、顧亭林、秦惠田、姚鼐、王念孫，在孔子的門中是屬於文學一科的。顧亭林、秦蕙田和杜佑、馬端臨比較相近，姚鼐、王念孫和許慎、鄭玄比較相近；都是考據方面的。這三十二位，我們能夠獲得其中一人為老師，讀到他們其中一個人的著作，終身用他的學問都受用不盡的。假使，還有不了解這個道理而再往其他方面來尋求的人，就好像掘井掘了九仞還掘不到泉水，他就以為一個井太狹小了，而一定要多掘幾十、幾百個井，等到有一天年紀大了，力氣也沒有了，而最後終於沒有見到泉水的一天，難道這樣是對的嗎？

【課文】
自浮屠氏言因果禍福，而為善獲報之說，深中於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士方其佔畢咿唔，則期報於科第祿仕；或少讀古書，窺著作之林，則責報於遐邇之譽，後世之名。纂述未及終編，輒冀得一二有力之口，騰播人人之耳，以償吾勞也。朝耕而暮獲，一施而十報，譬若沽酒市脯，喧聒以責之，貸者又取倍稱之息焉。祿利不遂，則徼幸於沒世不可知之名。甚者至謂孔子生不得位，歿而俎豆之報，隆於堯、舜；鬱鬱者以相證慰，何其陋歟！今夫三之市，利析錙銖，或百錢逋負，怨及子孫；若通闤貿易，壞貨山積，動逾千金，則百錢之有無，有不暇計較者矣。富商大賈，黃金百萬，公私流衍，則數十百緡之費，有不暇計較者矣。均是人也，所操者大，猶有不暇計其小者，況天之所操尤大，而於世人毫末之善，口耳分寸之學，而一一謀所以報之，不亦勞哉？商之貨殖同，時同，而或贏或絀；射策者之所業同，而或中或罷；為學著書深淺同，而或傳或否，或名或不名；亦皆有命焉，非可強幾也。古之君子蓋無日不憂，無日不樂。道之不明，己之不免為鄉人，一息之或懈，憂也；居易以俟命，下學而上達，仰不愧而俯不怍，樂也。自文王、周、孔三聖人以下，至於王氏，莫不憂以終身，樂以終身。無所於祈，何所為報？己則自晦，何有於名？惟莊周、司馬遷、柳宗元三者，傷悼不遇，怨悱形於簡冊；其於聖賢自得之樂，稍違異矣。然彼自惜不世之才，非夫無實而汲汲時名者比也。苟汲汲於名，則去三十二子也遠矣！將適燕、晉而南其轅，其於術不益疏哉？

【語譯】
自從佛家提倡因果禍福，那做好事得好報的說法，深深地植入了人們的心中，牢牢地不能打破。一般士人只要看到書本，念了兩句書，就希望能夠在科舉做官方面得到報酬；或者稍稍讀了一點古書，窺探了一下著作的園地，就希望能夠得到生前的名譽或者身後的美名。不等到編輯、傳述完畢，就希望得到一、二位有力人士的口頭推薦而名聲傳播到大家的耳朵裡，以補償自己的辛勞。早上耕種而希望晚間收穫，給人一分，就想得到十分的回報，就像買酒與肉，跟人爭斤論兩，而借給人家時，又收取雙倍的利息。如果官位或財富得不到的話，又暗地裡希望死去以後那不可知的身後之名。更厲害的，又說孔子生前沒有得到祿位，死後的祭饗的報償，比堯舜的還尊貴隆盛；那些不得意的人，用這些事來證明，自己安慰自己，是多麼的淺薄啊！現在在那小小的市場中，利益要計較到一錙一銖這麼微小，也許有一百錢的積欠，就要怨恨到子孫身上。如果像那大市鎮的貿易，珍奇的貨物堆積像山一般，稍為一點交易都超過千金，那麼一百個錢的有無，就來不及計較了。富商大賈，黃金百萬，公私流布，那麼數十百緡的浪費，也就沒有時間計較了。都是一樣的人，可是手中握的大，就會來不及計較那些小的了；更何況上天所掌握的更是廣大，而對於世人一點點的善行，口耳之間分寸之微的學問；如果一一想辦法去報償，那豈不是太辛苦了嗎？商人的貨財相同，時間也相同，而有的賺錢，有的虧本；應考的人所學的一樣，有的考中，有的不中；作學問著書功力相當，而有的流傳，有的湮滅，或者成名，或者不成名，都有命運的支配，不是可以勉強做得到的。古時候的君子，每天都有可憂慮的事，而每天也有可快樂的事。道術的不能發揚，自己本身不能免掉作一個沒沒無聞的鄉下人，有一點點的鬆懈，這都是值得憂慮的；居心平坦，等待天道的命運，下學人事而上達天命，仰不覺得愧於天，俯不覺得愧對於人，是值得快樂的事。從文王、周公、孔子、三聖人以來，到王念孫先生，沒有不是以這種憂慮終其一生的；以這種快樂終其一生的。不企望什麼，又要什麼報酬呢？自己隱藏自己，還要求什麼名利呢？又有莊周、司馬遷、柳宗元三個人，他們悲痛遇不到賞識自己的人，憂鬱牢騷在書中表現出來；對於聖賢能夠自得其樂這一方面，稍稍背道而馳了。然而他們自己可惜自己難得的才華，不是那些沒有實質而汲汲於求取名聲的人可以比得上的。如果真是汲汲於求取功名，那麼距離這三十二位聖賢就遠了。就好像想要往燕、晉，而車子是往南走的，這種方式，豈不是太笨了嗎？

【課文】
文、周、孔、孟，班、馬、左、莊，葛、陸、范、馬，周、程、朱、張，韓、柳、歐、曾，李、杜、蘇、黃，鄭、許、杜、馬，顧、姚、秦、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臨之在上，質之在旁。

【語譯】
文、周、孔、孟，班、馬、左、莊，葛、陸、范、馬，周、程、朱、張，韓、柳、歐、曾，李、杜、蘇、黃，鄭、許、杜、馬，顧、姚、秦、王，三十二人，供奉著菜肴和焚著香，要摹倣你們，你們就在天上；要請教你們，你們就在身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