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國共內戰 六月停戰令是國軍潰敗主因嗎?

國民政府戡亂失敗原因檢討

　　從民國34年8月抗日勝利，到38年底戡亂失敗而至政府遷臺，先後將近4年半的時間，整個大陸淪陷於共黨極權統治之下。就軍事力量言，起初國軍居於絕對的優勢，惟經過數年的作戰，雙方軍力的比數，即有倒轉的趨勢，如民國35年6月，國軍人數300萬，共軍則為100萬；至36年6月，國軍為270萬，共軍則為115萬；37年9月，國軍降為150萬，共軍則增為160萬；至38年4月和談之際，共軍則增至330萬。然共軍之作戰人數，尚不包括民兵在內。故就雙方之兵力消長言，戰爭的勝負，似決定於兵力的多寡；但其真正的原因，並非單純的軍事因素。除此之外，尚有政治的、經濟的及社會的多種因素。檢討如下：

　　(一)軍事方面
　　就全盤戰略言，內戰之初，國軍控制了所有的大城市和鐵路線，自恃火力充足，輕敵而主動邀擊，共軍則用典型的游擊戰略，使國軍把戰線拉得太過長遠，而共軍則在握有絕對優勢時才肯一戰。中央軍將領水平不高，常把守住各地省會視為要務，不以正規戰略、戰術原則，思考雙方對峙之道；不以富庶的長江流域為進攻華北共黨的根據地，反以絕大部分的資源去對付共軍已有充分優勢的東北，把最精良的美式訓練部隊直接派入東北，卻不先控制華北，在戰略上已是大錯。
　　就戰術言，共軍控制廣大鄉村，包圍城市，採取游擊戰術、人海戰術，充分利用民兵，以消耗國軍戰力。其作戰方式是採用「三三制」的衝鋒，即先以地方團隊，次以人民，最後才是共軍。故至共軍衝鋒時，國軍已非常疲勞。至國軍方面，隊伍被重裝備拖得行動遲緩，行軍太慢而躲不掉伏擊。
　　就兵源與士氣言，效忠於中央的部隊，在33年「一號作戰」時，備受日軍猛烈的進攻，損失已很慘重，而對日戰爭結束之際，國民政府由於受到美方要求，調動抗戰時期對付共軍最有經驗的軍隊10萬人，負責遣送290萬的日軍及100多萬的日本人民。相對而言，在珍珠港事變之後，中共邊區因地利之便，加上日軍對共軍的輕視，使(中共)得以從容招兵訓練，故國軍在最劣勢之際，亦是共軍進入顛峰狀態之時。中共利用土地鬥爭，授貧農以土地，徵得各地之貧農為紅軍，故其愈戰愈多。政府則因戰後復員，停止徵兵徵糧，兵源補充不易，是以國軍愈戰愈少亦愈疲。加以中共利用和談、停戰，以打擊國軍士氣，且國軍內部亦未盡協調合作，甚至有些部隊未戰即降，而致影響戰局。
　　就作戰情報言，政府軍政機關或部隊中，潛伏大量共諜分子，國軍作戰計劃及行動，共方往往瞭如指掌，以致多次戰役的援助部隊都被共軍半途截擊，而親共的民眾卻不肯透露當地的情報。國軍戰場致敗，以此為多。

　　(二)政治方面
　　就國際關係言，中共的發展，自始即受到蘇聯的扶植。而在戰時及戰後國共爭端中，美國政府受到一批親共人士影響，誤以中共非共，是土地改革及民主運動者，支持中共的「聯合政府」謀略，且在戰後美商在華投資交涉過程中，部份國府要員拘泥於民族主義，對熱心前來投資之美商，不肯稍加疏通與方面，其結果使美國對華利益團體，已經對國民政府失望。在國共談判中，美國又處處「同情弱勢」之中共，並以軍火禁運及拒絕貸款壓迫國民政府。因此在形勢上，中共則在美國的安撫和蘇聯的實質支援下，勢力日增。另一方面，國民政府在美國的壓力與中共進行和談，使中共一面藉和談伺機擴張，一面爭取國際上及國內失意分子的同情，終於實力大增。
　　就國內政治情況言，政府於抗日期間，結納各派人士，一致抗日。至日本投降，共同敵人消滅，復因憲政的實施，各派人士便對政府提出美國式水準的改革，在國民黨不願放棄長期以來的特權，未能達到他們要求時，便對政府離心離德，形同敵人，「民主同盟」即為一例。再加以政府對汪政權及東北淪陷區的接收與復員的處理不當，將淪陷區的軍公務人員冠以「偽軍」、「漢奸」之名，並對東北行政系統作出過於急劇而激烈的處理，原東北的官員全被排除，經中共的拉攏與分化，使90萬的「偽軍」成為反政府的勢力，一正一負，相去甚遠，尤其是東北50萬由日本訓練的關東軍，作戰能力特強，在彼等投共之後，國民政府軍在東北作戰，已難有勝算。至於政府內部人士對共黨問題的態度，亦未能一致，終亦影響本身的團結，削弱本身的力量。尤以李宗仁代總統戡亂後期的倡和，自亂陣營，致半壁河山不戰而失，誤國更大！

　　(三)經濟及社會方面
　　八年抗戰，已使中國元氣大傷，財源大損，民心急要重建家園，已經厭戰。但戰後通貨膨脹，金融崩潰，政府對田賦重新徵收之辦法不公，貧農或淪為盜賊或逃亡，政府且坐視地主對佃農增租不顧；反觀華北共黨，進入東北之後，即實行地方生產整頓、控制物價、土地改革、新幹部思想改造，其結果，民眾支持「社會改革」，對於國民政府形成不利，影響民心歸向，實為戡亂失敗的最重大原因。而通貨膨脹的形成，固源於對日抗戰的消耗與美援的中斷，而中共之大肆破壞交通，大量製造難民湧向都市，加以政府動員戡亂，仰賴大量發行紙幣，並且不肯面對現實，對市場的供銷作適度的調整，只一味壓抑物價，違反市場原理，均為形成惡性通貨膨脹的原因。按國民政府於民國24年11月實行法幣制度後，對抗戰貢獻至大。戰時物價已有波動，法幣貶值已2000倍以上，然尚非如戰後完全失去控制作用。尤其從民國36年以後，發行量激增，通貨膨脹更為加速。年初，法幣發行總額為3.5兆，到了7月便達10兆。2月17日，政府乃將美元對法幣的兑換率，由1對3350提高到1對1.2萬。然在抗戰前之比率僅為1對3，戰時為1對20。到這年9月，比率升至1對3.8萬，11月升至1對7.3萬，但黑市比率更高得多。37年8月竟升到1對1200萬。到了38年7月，政府在廣州又有金元券的發行。金元券的崩潰，使人民對於政府的信心，大為喪失。過去信任政府而將自己所持金銀外幣兑換新幣，瞬間化為烏有，當然失望與埋怨。更激起民怨的是，國府在日人投降之後，利用日軍及日本操縱下的中國軍隊打共軍，對抗戰時「淪陷區」的人民視為漢奸與偽民，並加予沒收財產與思想改造。此外，對百姓施予重稅，卻任由投機奸商與貪官汙吏逍遙於稅責之外。至一般人民及軍公教人員，則因物價飛騰，生活艱苦，許多知識分子乃責備政府，認為最壞的生活狀況莫過於此，於是發生求變心理。青年學生因對現狀不滿，在中共的煽動下，不斷發生「反內戰」與「反饑餓」以及反徵兵、反徵糧的風潮。這些動亂不安的現象，都是造成戡亂失敗的因素。

郭元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