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只有窮人才吃番薯籤稀飯 一般的台灣民眾都是吃白米飯嗎?

日本時代當郵差,那是當官了啊.吃皇糧的.怎會是普通人,普通人當然是吃番薯籤稀飯啊...

日人近代建設的壓榨本質

　　關於對日人在台從事近現代化建設的顛倒正義價值頌揚，嘉南大圳可說是經典案例。前總統李登輝稱讚「工程師八田與一從大正九年(1920)起花費了十年間建嘉南大圳，在廣闊的嘉南平原建立偉大的水庫及大大小小的水道，肥沃了近十五萬公頃的土地，而使近百萬人的農家生活豐裕起來」。
　　如果歷史是膚淺地僅就工程技術面敘述嘉南大圳的興建，極易使人誤解日本殖民政府厚我台民良多，但只要稍試深入分析，就知日人狠毒的一面。據統計，就日據時期台米輸日量估台米年產總量的平均值而言，1921-25年間已達26.4%，1926-30年間增至35.0%，1931-35年間為45.7%，1936-38年間則高達50.5%，1939-40年間亦達40.3%。就台灣平均每人每年稻米消費量而言，1920年代前期(1921-25)較十年前(1911-15)減少6.4%，然而甘藷消費量卻增加16.2%：1931-35年間，較二十年前(1911-15)減少16.0%，但甘藷消費量卻增加33.9%：1936-38年間較三十年前(1911-15)減少23.1%，甘藷消費量卻增加38.1%；另據日本銀行1966年所出版的日本經濟百年統計Hundred-Year Statistics of the Japanese Economy，前述台灣平均每人每年可用稻米消費量，1910年代為130公斤，1930年代減至100公斤，也是減少23.1%。
　　日據時期，1936-38年間與1911-15年間相較，農業現代化的結果，台米總產量增加2.07倍，人口僅增加1.57倍，亦即台灣米糧增產遠高於人口成長的情況下，台灣人卻因台米大肆輸日，需大幅減少米食，而大量增食甘藷果腹；如果台米是依市場經濟自由買賣輸出，台農豈不家家富裕，怎會淪落到甘藷消費量較日據初期增加38.1%的慘境。因為，台米輸日過程是全部先經由台灣總督府收買，再經由總督府經手輸出，未經總督府辦理的輸出均予禁止。因此，台灣人不但未因嘉南大圳的興建，米穀增產，而增加福祉，反而是生活欲加窮困。此一先人悲慘歷史真相，論者不但未敢強力批判日本殖民政府在台推動現代化的壓榨本質，反而顛倒黑白地肯定頌揚日人在台的殖民統治，這對台灣先人情何以堪(1930年代日本本土日本人的平均每人每年可用稻米消費量，是台灣人的1.6倍)。
　　此外，就產業的比較而言，桃園大圳興建工程費774萬圓，嘉南大圳工程費5,412圓，二者合計雖達6,186萬圓。但1920年時，全台排名前五大的日人製糖公司(台灣製糖、大日本製糖、明治製糖、鹽水港製糖、東洋製糖)，其當年總利潤卻高達7,600萬圓。換言之，單是日人在台排名前五大製糖公司(1915年時此前五大日人製糖公司的糖產量估該年全台糖產量的76.1%)的一年總利潤，即為桃園大圳與嘉南大圳兩工程費合計的1.2倍。這種單一產業數家公司的天大巨額利潤，在近代任何國家均是難以想像的，該巨額利潤是獲自對台灣蔗農的殘酷壓榨與剝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