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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共產黨史觀的中國近代史,給題主分享,至於合不合口味就看個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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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壯的強國夢
回顧歷史，1870年代時清政府已在台灣推動現代化的洋務建設，遠自英國購進開礦機器，創辦台灣第一座西式煤廠、架設府城至安平的台灣第一條電報線。但1867-77年間清軍在西北先後平定陝甘回亂與新疆獨立事件，戰事綿延十年。1876-79年間，華北山西、陝西、河南、河北、山東等省大旱，死亡人數高達一千萬人以上，茫茫浩劫慘酷至極。1894年日本發動侵華的甲午戰爭，日軍除在旅順屠殺六萬中國人民，並索賠白銀2.3億兩白銀(當時清政府每年歲入僅0.89億兩白銀)。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焚燬圓明園，辛丑條約復又索賠4.5億兩白銀，分39年償清(即直至1940年)，以關稅、厘金和鹽稅作擔保，使清政府財政破產，國家基本建設與工業投資停滯。1904年，英軍入我西藏拉薩，日俄戰爭更以我國東北為戰場。1911年國民革命雖推翻滿清王朝，卻無力凝聚全國力量從事建設。1915年袁世凱稱帝失敗，中央解體，祖國漸陷於大規模內戰，戰火蔓延省份從1913年的6省增至1926-28年間的15省，動員兵力最終高達110萬人。接著，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次年強佔我國東北。1933年再奪山海關，佔熱河進灤東。1937年日本發動七七盧溝橋事件，開始在我國廣大內地進行長達八年(1937-45)大肆屠殺掠奪與破壞的侵華戰爭，祖國分崩離析，陷於空前災難，續經三年國共內戰，1949年10月終告統一。
第一節、1950年內地尚未具備現代經濟發展條件
中國共產黨1949年建立共和國，其所面對的是美國全方位的裂解分離顛覆。1950年代初時，西北有通曉哈薩克語與蒙古語的美國駐我新疆迪化副領事馬克南(Douglas Mackiernan)，煽動主導烏斯滿率1.5萬名哈薩克族等的武裝叛亂，西藏亦有美國策動藏獨，東南美國於塞班導訓練特工空投顛覆。國民黨政權殘存在內地勢力的破壞，及其在台以政權機器時時海空武裝突擊東南沿岸，甚至支援藏獨。社會則有現代政府政令所不及之偏區宗法豪強私人武裝力量，淪陷區日本及其所扶植的汪偽政權與偽滿政權所遺之仇怨權力關係。
此外，歷經列強百年蹂躪，戰火摧殘，內地是經濟凋敝，一窮二白的社會。文明似只至沿海及大都市邊緣為止，廣大鄉村的苦難落後，不乏仍處於「近代前」社會，無警察、無郵政、無學校、無稅吏的狀態。斯時(1930年代)，整個廣大的西北地區，可說仍處於民生凋敝，餓殍載道，饑民成群逃荒，苦力多嗜鴉片，丐童寒夜哀嚎的落後狀態，甚至有地方宗法豪強自擁武裝力量抗官，為國家政令所不及。西南地區亦然，1941年時雲南馬關縣內，「從縣境東端走到西端，看不到一條公路、一輛腳踏車、一具電話、一個籃球場、一張新聞紙(報紙)和一間診病室」，該縣後面的哀牢山村民，亦是一片赤貧。人民素質普遍低落，誠如毛澤東所言「識字的人只那麼一點點」，以當時戰功赫赫的「人民解放軍」為例，1950年時大部分的幹部戰事是文盲。但是在台灣，1942-43年日人初在台灣征召陸海軍特別志願兵時，則是依年齡、體位、學歷等條件，嚴格挑選青少年，將其送往陸、海軍兵「志願者訓練所」訓練六個月，結業後方分發部隊當兵。
就相關的統計數據而言，內地當時的落後的是難以想像。例如1950-52年的經濟恢復期，整個大陸所生產的農用化肥，平均每年僅2.7萬公噸，但面積遠較祖國大陸小的台灣，十年前(1936-40)其化學肥料使用量平均每年已高達48.3萬公噸；內地1949年時水泥產量僅66萬噸，發電量僅43億千瓦小時。但1944年時台灣水泥產量已達30萬噸、實際發電量計10.5億千瓦小時；1950年時數億人口的內地(不包括台、港、澳)的主要工業年產量，原油20萬噸、原媒0.43億噸、鋼61萬噸、農用化肥1.5萬噸。工業上，無力自製手錶，更遑論汽車、船艦、飛機。但1950年時台灣已有涵蓋全島的輸電網路、電話、公路、複線鐵路、港口等基礎建設，且均已極具規模，遠非內地可比，當時基隆與高雄兩港口可直接停泊兩萬噸以上的貨輪，遠勝上海或廣州。因此，就1950年時內地當時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條件，可說完全不具備現代經濟發展的啓始條件。
第二節、悲壯的強國夢：二十年間三次大躍進
從百年列強侵凌的血淚教訓，落後不但就要挨打，甚至還要遭列強瓜分與裂解。基於民族的核心利益，建立保衛民族生存的基本武裝力量，是共和國建國的歷史責任。故共和國開國的首要目標，就是建立國防工業，也就是重工業，那是民族的唯一選擇。再者，亦因執政者「中國共產黨」的主體意識型態及當時的國際形勢，故在經濟發展的策略上，也只有選擇前蘇聯模式，即壓縮農業與輕工業的資源，投入重工業。1950年代，中國抓住世界一分為二的冷戰千載良機，斷然「一邊倒」地加入前蘇聯社會主義陣營與參加韓戰，取得前蘇聯的友誼與信任，於其願提供現代工業援助的關鍵時刻，成功發展資本密集技術密集的重工業。此外，並於1958-78的二十年間，傾舉國之力，發動了三次大躍進，分別是大躍進(1958-60)、文化大革命的自力更生躍進(1966-70)及其後引進外資機械裝備的洋躍進(1977-78)，企圖以政治力量加速工業的發展，雖局部或個別項目有成，但總整體經濟均以失敗告終。
1958年大躍進的結果，可說是一場「大災難」，文革十年1976年時大陸經濟再度瀕臨崩潰邊緣。究其原由，主要是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政策，使「一五時期(1953-57)」重工業投資在整個基本建設投資中的比例高達36.2%，「二五時期(1958-62)」更升至54.0%，且自此以後重工業投資比率均在50.0%上下。此一長期壓縮農業與輕工業以支援重工業的政策，雖然建立了保衛民族生存的基本武裝力量，但也付出了農業與輕工業相對長期停滯的代價。而農業生產的停滯，又造成輕工業原材料短缺及輕工業許多行業的開工不足。此外，各項大型工程的上馬，都是資本技術密集的大型工廠，其對勞動力的需求極低，亦即相對於輕工業所提供的就業機會有限。失業的嚴重，甚至迫使文革時將數以千萬計的中學畢業生遣往農村安家落戶。此外，重集體忽個體的經濟制度，因其排斥市場機能，無法反映生產成本與市場供需。至於分配上提倡平均主義的大鍋飯政策，則重挫群眾的生產熱情。
就歷史宏觀角度檢視那個時代，百年的極度積弱與慘遭蹂躪，使首次完成近代中國實質統一的共和國，以振興中國的使命感，強力政治動員與感召，帶領億萬中國人民以「敢教日月換新天」的豪情、壯志與幹勁，建設新中國。1950-58年間，中國從一窮二白與戰爭破壞的慘狀中，從無到有地建立起初步的現代重工體系，中國共產黨人使中國的國防科技與重工業水平，一下子躍升了半個世紀。然而，自國共內戰、完成統一、恢復經濟與初期現代重工業建設等一系列勝利，也使得「毛澤東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同志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于求成」。誠如中共第一代元老前國務院副總理薄一波所云「把根本改變中國的貧困面貌看得太簡單太容易」，故二十年間進行三次大躍進，這在人類史上可說絕無僅有。
斯時，中國經由政治力量的強行介入，以揠苗助長的方式，追求經濟現代化。雖然每次均以失敗告終，但於歷經退卻、調整與鞏固，當經濟開始復甦後，又再啓動新一輪的躍進，可說是屢敗屢戰，其結果自是經濟再度線於絕境。尤其是文革動亂的「十年浩劫」，將經濟推近崩潰邊緣，導致人心思變，為日後經濟改革凝聚共識。
第三節、中國人民的巨大付出
在政治上，1949年中國共產黨面對環境之惡劣遠勝歷代的改朝換代。除了前述綜合國力的「一窮二白」外，尤其還要克服因極度衰弱所引發諸多內外的強勢顛覆。1950年代時，一如本文分析，當時中國面臨世界超強西方美國分離台灣、顛覆西北、鼓動疆獨、策劃藏獨、塞班島訓練特工空投內地組建游擊基地。對內，則面臨同文同種國府撤退前所安設特務組織的潛伏伺機破壞，及後持續二三十年經年累月自台灣派遣特務潛返內地伺機待動。這還不夠，在美國的軍援與支持下，台灣還常年派遣正規軍事部隊，突擊中國大陸東南沿海，自1949年秋至1957年間，台灣攻擊中國大陸東南沿岸多達70餘次，每次百人或至萬人不等。其中1953年7月15日，台灣出動飛機、坦克、軍艦、傘兵等約共一萬餘人，突襲福建東山島。
至於北方，「一面倒」政策雖取得蘇聯有好大力援助，但又衍生國家安全問題，那就是在那個國防科技跨越半個世紀的年代，中國國防科技與重工業技術對蘇聯而言，可說猶如透明體，毫無機密可言。此外，在當時除因對蘇聯先進科技進步所衍生的激進親蘇勢力，蘇聯也不可能不在中國佈建其種籽。君不見，1980年代美國與中國友好，其在華特務從事親美種籽的佈建工作，1989年「六四風波」事發，就有約二百名學運份子經由英美情報單位的「助力」下逃離大陸。就蘇聯而言，付出如此巨大援助，豈可只滿足於培植或佈建親蘇勢力，最後提出長波電台與聯合艦隊的要求。
因此，回首當時中國處於極貧落下的中國，面對如此鋪天蓋地的內外顛覆勢力，尤其是世界美蘇兩大超強的滲透顛覆裂解，美蘇甚至前後擬定主動突襲摧毀中國核武設施的計劃，並幾乎付諸實施。在如此險惡的環境下，主政的中國共產黨只有加強自身社會政治自清的能力，進行反制。此外，從中國共產黨本身的成長茁壯過程中，除了歷經蔣介石國府集團的五次軍事攻擊與侵華日軍的正規軍事打擊外，尤其也歷經國共第一次合作時蔣介石的血腥清黨，及持續二十年的特務滲透殘酷捕殺與日本侵華諜報機構的滲透捕殺，故在加強自身社會的政治自清，除了以較高標準建立嚴密社會網絡，以防止內外勢力顛覆外，別無選擇。因此在歷次重大運動中，尤重清理特務，故不乏冤案假案，其中包括各族各省及港澳台同胞及海外僑胞，當雖許多事後已與平反，但亦或有心中難以釋懷。故以今日民族的歷史高度回顧那段崢嶸的歲月，在那樣極度貧窮困苦的年代，如果中國不以政治方式建立嚴密的社會保護網，經由時間的沉積，如何能提升一代人民的素質，凝聚各族人民的國家認同，從無到有地建立當代國防科技與重工業體系？或許那就是我們民族從極度衰弱到民族振興所付出的代價。
錢偉長困頓與復出的經典案例
為能自蘇聯大規模引進國防科技，在「一邊倒」塑造同屬社會主義陣營中蘇友好的政治氛圍下，中國也為「一邊倒」政策付出了那個時代的社會成本。例如在「一邊倒」親蘇政策下的「百花運動」，某些學者認為應少一些蘇聯的學術統治，多接觸一些西方的論述，甚至抨擊蘇聯學術和蘇聯專家在中國居於統治地位，從而遭致嚴厲打擊。
斯時，留美著名學者錢偉長，在當時有關教育政策的大辯論中，就堅持己見地大肆反對照搬蘇聯的教育制度，其觀點專文曾於1957年刊於「人民日報」與「光明日報」。然而，就微觀(Micro)角度而言，錢偉長可能因未涉及外交工作，不知蘇聯駐北京大使館的外交官、武官、國安官員、顧問、及主管教育文化、財經等各級官員，是分別將當時中國政情與社會輿情，向莫斯科其原各對口單位滙報，相關分析報告與電報可說常年有如雪片。莫斯科當局綜合所獲各種情資，彙整研析後據以擬定其對華政策。俄人研判若非認為中國真的是「一邊倒」靠向蘇聯(包括高等教制度偏向俄式)，中國是不可能獲得蘇聯大力的各項支援。例如1957年9月聶榮臻所率代表團於9月7日抵莫斯科，9日開始分、導彈、飛機、無線電等五組同時與蘇聯談判，14日蘇方提交了協定草案(即10月簽署的《國防新技術協定》)。當時，蘇方談判代表團團長Pervukhon就對聶榮臻說，這種協定在蘇聯外交史上是第一次，那是因為中國是最可靠、最可信託的朋友。
故就宏觀(Macro)角度而言，當時中國能獲得蘇聯如此大力援助，以從事國防科技與重工業體系的建設，那是中華民族百年的機遇啊！在這個意義上，身為清華大學副校長及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委員的錢偉長，參與國家機要，似未能著眼大局，反而以其社會地位與影響，反對蘇聯的教育制度，從而被劃為大右派。就類此錢偉長的案例而言，可說是中國在那個時代所付出的社會成本。及後，錢君困頓十餘年，1979年平反，時代委屈錢偉長個人，1983年鄧小平親自簽署錢偉長出任上海大學校長的派令。
第四節、三十年奮鬥建立現代經濟發展啓始條件
1950-1979年間三十年的艱苦奮鬥，包括人類史上從所未有的國防科技與重工業水平十年間成功跨躍半個世紀，及二十年間的三次大躍進。後者在追求現代化的道路上，摸索掙扎前進，失敗再起，跌倒再起。昔日西方列強，是以海外殖民掠奪資源或發動戰爭勒索賠款的方式，累積資本。但今日中國，則是三十年間，舉國緊衣縮食，以一代人極低工資的苦行，累積國家資本。
歷經三十年的奮鬥，1980年時中國大陸已在工農各領域略有初步基礎。當時大陸已有200多萬台機牀、年產煤炭超過六億噸、石油超過一億噸、電力增至3,006億千瓦小時、農用化肥增至1,232萬噸、鋼產達3,712萬噸。在工業質量方面，茲舉一、二實例，例如1961年開始能自製飛機使用的航空油料，1965年成功研製殲擊機發動機關鍵部件之空心高溫合金渦輪葉片，次年成功自製性能遠遠超過前蘇聯同類設備之大型光學儀器「跟蹤電影經緯儀」，1980年進一步成功研製精度質量與著名英國斯貝發動機葉片相當之高精無餘量空心導向發動機葉片；在人口素質方面，1965年時小學學齡兒童入學率已達84.7%、小學畢業生升初中之升學率亦達82.5%、1970年時初中畢業生升高中之升學率亦有38.6%、1980年時大學在校生已高達114.3萬人。教育的進步，為1980年代經濟發展提供了所需識字的基層勞動人口與高階工程技術人力資源。更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建置了近代中國強有力的中央、省、自治區、縣市之各級黨政行政體系、較全面完整的重工業體系、鐵公路交通體系、教育體系、郵政體系、衛生體系與戶政地籍資料，中國大陸可說脫胎邁入近代社會。前述種種的起始條件，為上世紀80年代經濟改革提供了基礎。
前三十年的奮鬥犧牲，中國終於從無到有地建立了全面的規模宏大的現代重工業基礎，並建立了基本的核武力量。試想，二十一世紀初伊斯蘭世界的強者伊拉克，僅是被懷疑欲發展核武，即遭西方美國的致命打擊，遭滅頂之災，使伊拉克及所有的伊斯蘭世界，在可預見的未來，不得擁有核武。又東鄰驕縱不可一世的大和民族日本，即使對美俯首稱臣，亦步亦趨，但在美國的制約下，也不得擁有核武。故昔日一窮二白的中國，前三十年發展核武事業，是在「絕對機密」的情況下，集舉國能力所及資源，突破科技上的千萬道難關，一代人隱性埋名奮鬥下完成的偉業。同時，在外交上則合縱連橫，游走於兩大超強之間，避過西方美國與前蘇聯先後的重重意欲致命打擊，終於輕舟已過萬重山，建立民族自衛武裝力量。
此外，前三十年歷經拒敵於國門之外的韓戰與越戰，暫時解除了美國的威脅。珍寶島事件，全國動員的臨戰之勢，力抗北方，解除了前蘇聯的威脅。因此，前三十年反帝反蘇鬥爭及核武力量的建立，為中國換得自鴉片戰爭以來百年所無的後三十年(1980-2010)和平發展機遇。「中美建交」的外交戰略佈局，使中國突破西方世界的經濟封鎖定，為後三十年經改創造與西方經濟接合的外部機遇。
參考: 戚嘉林，〈第四章、悲壯的強國夢〉，《中國崛起與台灣》，(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9)，頁61-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