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新史學〉提及傳統史學有四種病源，請略述此四病源之內容要點；說明這和你目前理解的「傳統史學」有無落差？ 梁氏〈新史學〉之反省、批判觀點對於今日的史學工作，有無啟示性意義？（引用、舉證範圍可包括梁啟超〈新史學〉的所有內容，例如，論正統、論書法、論紀年等等。） 望解答，謝謝?

　　近代中國的史學發展，大致歷經了三重思想變化，而且每次都與現實環境的牽動密切有關。第一次變化的內容，主要係為了因應晚清危局，界定「什麼是歷史」？結果是提出「新史學」的口號。第二重變化焦點則在於「如何研究歷史」？最能說明這方面的成果，便是一九二○年代由胡適(一八九一～一九六二)等人所推動的「整理國故」運動。至於最後一次所經歷的變遷，是關於「怎樣解釋歷史」，以做為未來選擇和取決的途徑；我們可以舉「社會史論戰」和馬克思史學在中國發展做為代表。本書的作者梁啟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即是第一重「史界革命」運動的發起人；毫無疑問，本書也是標示著中國傳統史學邁向現代史學的轉型代表之作。

梁啟超的史界革命及意義

　　梁啟超，字卓如、任甫，號任公、飲冰子，別署「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是戊戌變法領袖之一，也是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活動家、學者，被譽為「百科全書式的巨人」。梁一生其實有著非常燦爛且豐富的傳奇故事，其定位始終是研究歷史的人最感興味的題材。陶希聖(一八九九～一九八八)嘗以民國「五‧四」運動為分期，說之前思想界主要以梁任公為首，此後則是胡適開啟風氣，成為文化運動的導師。儘管這樣的比喻未必全屬事實，但卻恰如其分地點出了清末民初思想界中梁啟超的位置。其中，梁生平活動最常為人所稱道的，即是他在近代中國提出史學革命的貢獻。
　　二十世紀初「新史學」口號之所以能夠提出，絕非無的放矢，有其時代背景的因素。簡單地說，晚清以降由於中國接連遭受政治和外交上的挫敗，愈形激發了民眾強烈的救亡圖存意識。為了思考如何來拯救國族危亡，當時許多人努力尋求各種解決途徑，梁啟超便是其中之一。這位「言論界的驕子」極敏感地掌握時代趨勢，選擇以史學為起點，重新出發；很快地，他的言論席捲了整個輿論及知識界，不能不說獨具匠心。因為對中國人來說，「史」原本就是一門古老又熟悉的學問，早已流傳悠久，累積了相當豐富的經驗和思想資源。無論從代表私人立場的《史記》，還是到官方所主導編修的正史，甚至其他形形色色不同的紀傳、編年，乃至地方志等文類，可以說，史學發展在中國的學術傳統裏並不陌生。然而，史學知識原本所該具備鑒往知來的功能，卻在十九世紀時一連串外人列強的壓迫之下，暴露其缺點，也失去了應有的地位。人們反而從以往的歷史教訓中，找不到如何因應這「三千年來未有之變局」的對策。梁啟超即於此風潮下趁勢而起，對史學提出深刻的反思。就在一九○一年時，梁先發表〈中國史敘論〉；一九○二年又有〈新史學〉一文，昭告民眾不能再沿襲過去舊有的歷史思維，高唱史界必須革命的呼聲。
　　「新史學」的大致有以下幾項意義。首先就內容來看，梁啟超一再強調：因為中國人心中只有「朝廷」，而缺乏「國家」的觀念，所以人民無從建立「愛國心」。為此他高聲倡籲，要想讓百姓塑造愛國觀念，史學改革是絕對且必要的作法。細究梁啟超的目的，是為了要以各種方法凝聚人民，完成「有意識」的建構工作。於是他以批評傳統史學為對象，希望藉此突破和喚醒人們對朝廷/國家、個人/群體的理解。
　　其次是「新史學」構想的提出，也象徵中國面臨到思想「解放」的時刻。近代中國的思想文化有一股重要的發展趨勢，即是經學的邊緣化和史學的中心化。原來經學在官方的統治之下，深具顛撲不破的獨尊形象和地位。換言之，帝國的知識菁英如果為了進入官僚系統，或者成為勞心的統治階層，必須通通接受經學知識，服從其所形塑出來的「意義之綱」。因此，至少在清代而言，經書學問還是一套最有力維繫統治的象徵符號，迫使人們不得不重視它。不過如此的權力網絡，在清季時逐步動搖，最明顯的情形就是各地廢除科舉的聲音不斷。梁啟超的史學理念及主張，非但凸顯經學業已獨霸的局面已被打破，還在思想真空的局勢裏，進而強化了史學和史家所應具備的任務。所以新史學的目的，不獨為了重新定位國家/朝廷的關係而已，並且解決了史學本身道德主體與過度教條化的危機。同時，進一步經由澄清了史料的性質，擴大其範圍，釐清了史學和其他學科間關係。如果我們從梁氏一系列的著作來看，一樣也能彰顯若干其中的意義。
　　梁啟超提出史界革命和意義，除了陸續有單獨成篇的文字外，最具體的展現是一九二○年代將歷次的演講集結成書。一九二一年秋天，梁啟超接受天津南開大學的邀請，講演有關中國歷史研究法的課題。這位清季以來飽受注目的政治思想家，用他熱情洋溢的口才，加上豐富的經驗和學識，吸引了無數的青年學子。接著一九二六年十月至隔年三月，梁氏又在清華大學陸續演講，對中國歷史研究又提出補充。後來根據講演所輯成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及《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以下簡稱補編)，即是梁個人長期有關對史學的思考，以及在中國歷史方面的觀察心得。

從進化走向文化的多元性

　　當讀者批覽梁啟超的兩部歷史研究方法著作時，應該留心這不啻是個人對史學心得的總結，同時也是他自己思想與時俱進的表現。
　　前面曾經提過，梁啟超的「新史學」口號係以批評傳統中國史學而來；從《中國歷史研究法》及《補編》裏亦有類似的看法。在提出「新史學」的階段，梁氏以單線進化的框架和「文明」的視野，做為他構築具有政治意義的「國民史學」，直到《中國歷史研究法》書中仍可見少數痕跡。以這個角度而言，理解中國民眾迫切需要新的史學觀念，其實是和追求富強、「新民進化」密不可分的。在梁看來，新的史學研究方法無疑擁有一項利器，目的要使民眾能夠獲得「國民的資治通鑑」和「人類的資治通鑑」，以確保能夠喚醒中國。所以在定義歷史時，他強調「今日之史，其讀者為何許人耶？既以民治主義立國，人人皆以國民一分子資格立於國中，又以人類一分子之資格立於世界；共感於過去的智識之萬不可缺，然後史之需求生焉。」(頁○八)因為今世的歷史觀念異於古代，所以得有截然不同的想法，梁氏主張：要以中國民族整體來做為考量。對照舊史而言，那些純粹都是為少數階級所寫，都是為了標榜死人的功績而作；但新史則不然，應該要講求普遍性、客觀性、功能性，目的是為了全體國民而撰寫的。
　　因為瞭解進化對歷史的意涵，《中國歷史研究法》也別出心裁地提醒讀者：要留意那些屬於社會心理的層面。梁啟超反對採取以「英雄即是歷史」的角度觀察歷史。梁認為，歷史圖像如果只有少數人物撐起，如同傳統正史是「帝王將相的家譜」一樣，未免失之簡略，可能會忽視集體所呈現出來的「共相」。因此，梁氏的看法是：社會心理實為個人心態的擴大化合物，應該是重視前者，而非後者：

　　史家最要之職務，在覷出此社會心理之實體，觀其若何而蘊積，若何而發動，若何而變化，而更精察夫個人心裡之所以作成之表出之者，其道何由。(頁一八八)

當「多數人格者」展現出一種獨特的意向時，能否掌握這種「同一心之活動」，才是真正的關鍵；用梁啟超的話，研究歷史的目的即在獲得「史迹」。從今天史學的觀念來看，梁氏書中屢屢言及的「史跡」兩字，毋寧是指「心態」(mentalities)的意思。《補編》中進一步加以實踐，更以此列為專史寫作的方式，認為乃源自傳統史學中的紀事本末體。
　　當然，我們也無須過份地放大進化論對梁啟超的影響。不同於章太炎(一八六九～一九三六)直接對西方現代性的批判和拒絕，梁對中國史學研究的認知，至少還反映出他個人從迎到拒的過程。特別在一九二○年代初期，中國知識界由於歐戰後西方對物質進步、科學萬能等價值產生懷疑，文化破產的論調此起彼落，多少也影響了梁氏個人；於是言論中開始放棄單線進化的觀點，注意到文化的多樣性。最明顯的實例是《中國歷史研究法》直截反對再使用坊間迻譯日本的《東洋史》一類書籍，認為它們「率皆鹵莽滅裂，不值一盼」。在他看來，援用以進化做為歷史書寫方式的日本東洋史學，未必足以深刻理解中國歷史的特色；甚至高呼民間學校通用的國史教科書，以這類書充數，「真國民莫大之恥也」。(頁九二)這和他早期受今文學刺激，而接受進化史觀，並得自日本學者福澤諭吉(一八三四～一九○一)、浮田和氏(一八五九～一九三五)的史學思想而言，梁啟超果真令人有「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之感。
　　關於《中國歷史研究法》及《補編》呈現出梁氏留心文化的多樣性，還可以從他關懷西方史學、中國佛學和儒家傳統來看。近人的研究指稱，梁啟超的著作有關史料分類、分析歷史古蹟等說法，泰半出於法國史家郎格諾瓦(Charles V. Langlois, 一八六三～一九二九)、瑟諾博司(Charles Seignobos, 一八五四～一九四二)，以及德國伯倫漢(Ernst Bernheim,一八五○～一九二二)等人的影響。而佛學和儒學方面，像他引用「心能」、「共業」、「業種」、「業果」、「互緣」、「既濟未濟」「立人達人」等詞彙，注意到佛經資料與研究玄奘(六○二～六六四)傳記等處亦可見。梁氏由於深感佛教思想影響中國之大，玄奘其實居功厥偉，可是長期以來卻無人瞭解，所以重視其歷史地位。他特別關注佛教在中國生根的意義，認定文化要大於宗教本身的功能；同樣地，宗教史對梁而言，更是掌握時代心理的關鍵。至於對傳統史學的再認識，《補編》裏更以年譜－這項從宋代以來便流傳久遠的體裁為例，鉅細靡遺地詳述不同種類和特色。
　　再者，梁啟超在書中也不時為一九二○年代的史學趨勢和風氣提出反思。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裏，梁氏覺得人們「今是古非」的態度，應該加以批評。他雖然肯定透過設立假說而獲得新理解，不過卻反對過度的解釋。尤其是關於史料鑒別上，梁啟超也認為「動輒以今律古，而不知所擬者全非其倫也」(頁一二一)。同樣於《補編》中，他還強調：「別擇資料」固為史學最堪注意的一點，可是「流弊乃專在瑣碎的地方努力，專向可疑的史料注意，忘了還有許多許多的真史料不去整理」；因為過度往「補殘鉤沉」的路上走，卻忽略了現成資料的可貴(補編，頁二四二～二四三)。對於疑古派每每以「科學」眼光和作法進行歷史研究，梁氏也發揮良心想要挽救弊端。這不僅是他個人的觀察與體會，也是他修正史學研究路線、適應時代的體現。
　　最後我們也可以用因果關係的例子，釐清梁啟超扮演「帶領中國史學邁向近代史學道路」的角色。直到《中國歷史研究法》及《補編》出版後，梁氏徹底擺脫用因果律來解釋歷史變遷，認為「歷史為人類自由意志的創造品」，「而非自然科學因果關係所可控馭。換句話說，「必然的因」而導致「必然的果」，在具有自由意志的人類來說並不必然。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指稱：人的自由意志是不可捉摸，所以歷史現象不能全以「因果」來看待，所有事件均係偶發，只可說是一種「互緣」的關係使然。他說：

　　互緣怎麼解呢？謂互相的緣。佛典上常說的譬喻「相待如交蘆」，這件事和那件事有不斷的聯帶關係，你靠我、我靠你才能成立，就在這種關係狀態之下，前波後波衝接動盪，便成一個廣大深淵的文化史海。(頁二一二～二一三)

不但個人因事件而產生改變的契機，也進而影響事件的發展；事件也由於許多人做出不同的決定，而發生了人們預期不到的種種效果。這樣交互影響的結果，如同諾貝特‧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一八九七～一九九○)解釋文明進程時所談的「交互依存」(interdependence)的關係一般。梁啟超如此先知先覺的體會，也帶給我們同樣有關歷史的理解，說明他身為傳統到現代轉型的意義。

梁啟超對中國歷史研究的影響

　　梁著的兩部歷史研究法，從今日看來，仍有不少值得吾人借鏡參考之處。像是他的講演一直不斷提醒我們重視一個問題：在面對史學革新的道路上，到底應該如何讓歷史的真相得以完整地呈現？有些歷史現象經常稍縱即逝，往往會因為我們識見所囿，難免被忽視，所以梁氏提醒：應該隨時保持警覺，要有「新注意」，要以別具隻眼的方式尋求「新意義」。此外，梁啟超也嘗試想要追問：究竟該怎麼重新定義史家的任務？例如當高舉劉知幾(六六一～七一二)、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一)等的「史家四長」說法，梁卻刻意將「史德」列為首要，值得深思。他在《補編》說：「學歷史，其目的就在想將來有所貢獻」(《補編》，頁一七)，即便是研治現代事實，也需審慎明辨，斷不能強加主觀意見，顛倒是非。梁氏個人即為活生生見證，他隨時有錯必改，不惜挑戰昨日己非，便是顯例。換言之，梁啟超對一位史家的要求很高，要力求忠實，摒除誇大、附會、武斷之弊；而且學歷史的人需要的不是博聞強記的記憶力，更應該要有正確精密的觀察力，不被因襲傳統所限，不被既有成見所限。
　　毫無疑問，梁啟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和《補編》確實啟發了無數後輩，刺激他們用新的角度來面對史學，對歷史能夠有所反省，無論是在史料的鑒別、歷史態度的看待，還是研究課題的瞭解上。所以，當梁書一出後，馬上吸引了無數關心撰寫中國歷史的人；而梁氏本人對中國史的理解和詮釋，也促使了更多人勇於投入發掘以往輕忽或隱藏的課題。類似這樣的實例很多，俯拾皆是。譬如，日本學者桑原隲藏(一八七○～一九三一)曾寫過一篇讀後感，特別指出梁啟超在這方面的貢獻。桑原文章中把唐宋時期有關外國貿易的問題，像貿易港的位置及情況、市舶司的起源、關稅制度、居留地制度等等點出，認為梁氏羅列這些課題，確實日本學界尚未多見，值得進一步探討。又例如《補編》提到淮揚鹽商、廣東十三行等商業中心的研究，日後何炳棣(一九一七～)和梁嘉彬(一九一○～一九九五)皆賡續完成，為中國歷史空白處增添充實的一頁。
　　在這些傳承的關係之中，我們不該忘了錢穆(一八九五～一九九○)也有部同名的《中國歷史研究法》。雖然錢氏亦為講演稿匯集而成，但不同的是該書完成在一九六○年代，內容著重點亦殊異。錢著認為，研究歷史當注的是歷史背後所蘊藏而完成之文化。儘管兩書不約而同地正視「文化史」所具備的意義，也都留心到通史體裁；不過，從擺脫「帝王家譜」和「殖民侵華」的歷史書寫來看，梁啟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還凸顯了時代的精神，可供吾人細細品嚐。
　　曾有人說：「閱讀是一種對話的過程」。讀者需要的是不斷地讓自己的大腦活動，找尋作者論述的主旨，然後彼此達成共識。對今天的我們而言，或許已經來不及有機會親臨一九二○年代的大學講堂，咀嚼梁啟超那些對於中國史學特定的看法和見解，卻不妨批覽這部業經整理出來的講稿，從中察覺那隻字片語的生命力，一種來自過去與現在之間的思索，以及關於歷史知識的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