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元1400年代起，西洋文化史由「文藝復興」揭開近代序幕。請您整體談談有「近代西方長子」美譽的「文藝復興」，所以產生的歷史背景、基本精神，及足以具體表現其精神的多元文化成果。?

文藝復興的背景

　　大約在西元1348年的歐洲大陸，因為海上貿易的關係與東方有密切的往來，出現了一種叫作「黑死病」(Black Death)的腺鼠疫，這種病發生的地點幾乎都在市鎮之中，是藉由老鼠身上的跳蚤傳染的，傳染速度相當的快，因此造成許多人死亡，使得人口大量減少。如西元1335年圖盧茲(Toulouse)約有三萬人，但是到了西元1430年僅剩下八千人左右。
　　不過黑死病並沒有因而造成歐洲經濟的一蹶不振，反而將歐洲經濟帶向另一面，改變了基本的經濟模式。這時候由於人口迅速的減少，使得市場價格下跌，再加上生產力不足，讓歐洲農業產生了專業化的現象。這樣的歐洲並沒有因為黑死病的發生而使得經濟發生困境，反而加速財富的累積，提高了歐洲人的購買能力，加速資本主義的成長，因而出現了新式的金融制度，如簿記制度、保險與金融業務的出現。
　　這時義大利的威尼斯、佛羅倫斯(Florence)等地，由於掌握了東方奢侈品的貿易活動，因而出現了一群有錢有閒的商人階層。當這群商人階層接受了基本教育後，便希望能藉由一般被視為貴族的特權－欣賞藝術與文學的方式，來滿足與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於是以大量流動資金贊助藝術家與文學家工作。而且到了十五世紀，資助文化事業便成為一些王公貴族的專利，像是米蘭的威斯康狄(Visconti)家族與史佛查(Sforza)家族、佛羅倫斯的麥迪奇(Medici)家族、費拉拉(Ferrara)的埃斯特(Este)家族等。此外這時也有一些教皇積極的參與贊助活動，像是亞歷山大六世(Alexander VI，西元1492～1503年)，朱歷烏斯二世(Julius II，西元1513～1521年)等。
　　不過文藝復興牽涉到一個極其複雜的問題，它不僅指精神、經濟、宗教，以及政治活動的結合點，最重要的是紙張與印刷術的發明與傳布。紙與印刷術是由中國發明的，經由穆斯林之手傳到歐洲，義大利大約在十三世紀時便能製作出便宜的紙張。
　　談到西元1550年至1560年間印刷術的改進，絕不能忽略十六世紀上半葉技術改進措施的重要性，像是造紙工業的發展、原料的固定等問題，這是因為當時書籍的銷售並不發達，而出版需要大量投資，風險也很大，因此出版者往往會同時是書商也是資方。
　　從出版業出現起，教會和君主就關注這一思想傳播方式。一般來說，對書籍的審查都委託給大學，教皇論旨准許君主建立審查委員會，像是在法國的巴黎大學(神學院)和巴黎國會都發揮了良好的監督作用。西元1563年設立了國王特業集中在設有大學的大城市和商業中心。該行業沒有再建立新的知識中心，但它為知識中心的集中作出了貢獻。那裡的印刷廠廠主與人文主義者保持著聯繫，大多數出版商，本身就是人文主義者。
　　出版品的目錄尤其證明了顧客在知識方面的需求。十五世紀的印刷書籍，被當成初有印刷術時出版的書籍大約有三萬至三萬五千個版本，其中77%是用拉丁文寫的，其餘適用義大利文、德文和法文寫的。宗教書最多約有44%，其次是文學著作、法學書籍、科學書籍。書籍的印刷最著名的作品，為聖經和模仿耶穌基督的作品。
　　在十六世紀時，原本屬於威尼斯的出版優先權轉移到巴黎和里昂，而後又轉移到安特衛普。出版品也隨著地點的轉移，其性質也有所變化－宗教出版品的數量有繼續增加的趨勢，但是比文藝作品的數量還是較少。此外古代作者的譯本也增多了，尤其是維吉爾(Virgile)的作品，由於這項工作往往受到君侯的鼓勵，使得人文主義者的著作占有重要的位置。尼德蘭人文主義者的作品在十六世紀印了幾十萬冊，不過科學書籍方面，大都還是古代和中古時代的作品。西元1560年以前一些有重大發現的論文發表則不多見，史學著作十分受到歡迎的，尤其是中世紀的編年史、傳奇故事和騎士小說。
　　毫無疑問，印刷術幫了人文主義的大忙，這使人們了解眾多古代作者和當代作品，然而印刷業未能使人文主義發展得更快，未能傳播更多或更符合大多數讀者口味的中世紀作品。實際上，在十六世紀下半葉，出版商們已經對印刷業更加敏感。


文藝復興與人文主義者

　　十四、十五世紀的義大利在思想、文學與藝術各方面，出現一些與中古時的學問不同的特徵，逐漸將研究重心從「神」導向「人」，此時人們在意的是古希臘羅馬時代的作品，著重古典文明對「人」的研究，這使得「文藝復興」(Renaissance)一詞有了重要的意義。從字面上解釋，Renaissance這個法國字，有再生的意思，這是因為當時有些義大利人對希臘和羅馬文化產生重新學習的興趣，認為這是在這些文化經過長時間的沉寂後，再度受到人們的重視。
　　文藝復興之所以誕生於義大利之因在於，中世紀末期此地就有了城邦，像是威尼斯、佛羅倫斯、熱那亞等地。而且此地的貴族不同於一般西歐的封建諸侯專心於封建領土，而是將他們的心思放在參與城市的公共事務上，他們居住在城中，與城中的商人一樣從事商業活動。當時在義大利的商人們將賺到的錢借給教皇與王公貴族們，以此來獲取額外的收入，而且他們處處都在模仿貴族，使得兩者間的界線幾乎看不見。像是佛羅倫斯的麥迪奇家族(Medici family)便是由一名商人和銀行家變成貴族的。
　　由於義大利的貴族和商人都投入了國際貿易之中，因此這地方的經濟條件比起其他地方，簡直是好得太多了。這讓義大利商人願意將錢大量投資世俗文化，各階層的人都喜愛精緻的裝飾品，以致於工匠們在技藝上精益求精，達到藝術的境界，而且願意留在國內為當地的貴族與富人服務。
　　此外，有人認為十四、十五世紀的義大利之所以會對過去產生強烈的情感，在於當時的義大利正在找尋一種與士林哲學不同的文化。因為當時發生了亞威農之囚，並於西元1378年至1415年發生教會大分裂，讓法國與義大利產生很深的情節，於是出現反士林哲學的思想文化潮流，因此義大利人便往古代羅馬的作品中尋找靈感。而且這時的人開始對自己存在產生一種新的覺悟，便出現了一群以寫作為職業的人，寫作多著重在「人」，以人為本位，作品已不像中古時那樣，專注於來世方面，而是著重在現世，不過這群作家仍舊是十分虔誠的基督徒，仍受基督哲學的影響，只不過他們會以寫作來審視自己思想上的問題，並在古代的作品中發現一個不是宗教信仰所能代表的世界。
　　當時有一群義大利的人文學者相當流行用方言來寫作，像但丁(Dante)在《神曲》(Divine Comedy)中使用義大利語，佩脫拉克(Francesco Petrarch)用義大利文寫十四行詩(sonnet)給他的情人，薄伽丘(Boccacio)也用義大利文完成《十日談》(Decameron，第一部用方言創造，用散文寫成的書，它是一本一百篇故事的書，情節雖不是薄伽丘自己想的，但是他用熟練的筆法，詼諧的風格寫成的)。
　　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斯是一個對各方面都展開研究的地方，羅倫左‧瓦拉(Laurent Valla，西元1407～1457年)開創了對古代作品的批評研究，他是一個十分精通語法與修辭的人，更是一位希臘文與拉丁文的專家。他提出了「君士坦丁的贈與」(Donation of Constantine)文件是假的說法，這在當時震驚整個基督教世界。他之所以對這份文件產生懷疑，是因為他發現這份文獻所使的文字並非古拉丁文，而是當時使用的拉丁文，至於文中使用的術語與當時的用法不符合，因此他認為此文件是假的。此外，他也利用自己在語言學與修辭學的天分，出版了一本《新約集注》(Notes on New Testament)。
　　在義大利熱中學習古希臘文學時，在佛羅倫斯附近，慷慨者羅倫(Laurent le Magnifique)集合組成一個文人的「柏拉圖學園」(Academia Platonica)，這是一種融合柏拉圖哲學、古代神祕主義的各個流派，與基督教神學的綜合哲學，即所謂的「新柏拉圖學派」(Neoplatonists)，這個學派對日後北地的人文主義者影響很大。
　　佛羅倫斯的「新柏拉圖學派」中心人物是馬西勒‧菲奇諾(Marsilio Ficino，西元1433～1499年)，他試圖完成一部新的概論，其目的是將柏拉圖異教思想的觀點納入基督教中使之更新，因此他最大的成就，就是將柏拉圖的作品譯成拉丁文。他認為上帝創造了萬物，並使萬物成為一個和諧的整體。這麼多的宗教思想，只有在上帝那裡，人類才能找到完美的幸福，透過對美的熱愛－上帝世界亦是一種美的反映，進入有君權神授思想的柏拉圖世界，人類就可以遇到上帝。人類之所以能夠與上帝相似，是上帝依自己的形象進行創造，而且當工程師、藝術家和詩人受到神靈的啟示時，上帝就能表現出來了。
　　馬西勒‧菲奇諾的新柏拉圖主義初期僅迷惑了少數文人，但西元1494年在佛羅倫斯發生了一場由修士薩瓦那羅爾(Savonarole)鼓動驅逐麥迪奇的革命時，將全城人民拉進了譴責異教思想之中，讓貴族和富有者皆投入信仰苦行主義的運動中。雖然佛羅倫斯是薩瓦那羅爾的夢想城市，然而當時的文人和藝術家則紛紛逃到羅馬。
　　此時有一位偉大的政治哲學家馬基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西元1469～1527年)，他處於義大利成為法國與西班牙相互爭奪之地的時代，因此十分希望義大利人民能像古羅馬時的人一樣團結，使義大利富強。他認為一個強有力的君主與政府必須要知道，如何在自己的政治前提下採取一切行動。他的兩本著名的著作－《論李維》(Dicoures on Livy)與《君王論》(The Prince)談的全是政治性的論點。


文藝復興時的藝術

　　中世紀的藝術家在進行藝術創作時通常是為了宗教，他們不需要有自創的風格，只要依循前人的腳步即可，因此當時的藝術流於因襲，不過這情況在十四、十五世紀的義大利有所改變，由於當時人們在意的是古希臘羅馬時代的作品，著重古典文明對「人」的研究，因此藝術也表現出此方面的特色，並對現實世界加以重視。
　　在義大利的文藝復興中，表現最為傑出的是在藝術領域，尤其是繪畫、雕刻與建築上，當時的創作家也開始在他的作品中留名，他們開始重視現實的體裁。此外也出現一些世俗的支持者，像是佛羅倫斯的麥迪奇(Medici)家族。不過佛羅倫斯的麥迪奇(Medici)家族並不是文學藝術事業的唯一贊助者，還有其他的銀行家、市府、市政議會、教堂和修道院也為眾多藝術家創造了條件。
　　十五世紀時願意資助文化事業的君主，有米蘭的威斯康迪(Visconti)家族與史佛查(Sforza)家族、佛羅倫斯的麥迪奇家族等，都投入贊助活動之中。此外，在當時還有一些教皇，像是亞歷山大六世博爾吉亞(Alexandre VI Borgia，西元1492～1503年)、朱爾二世(Jules II，西元1503～1513年)，以及李奧十世(Leon X，西元1513～1521年)也十分支持文藝復興的運動，他們都希望把羅馬變成世界性的大城市。
　　像朱爾二世(Jules II)與李奧十世(Leon X)都曾委託建築師道納托‧布拉曼特(Donato Bramante，西元1444～1514年)重建聖彼德(St. Peter)大教堂。布拉曼特是以羅馬萬神殿(Roman Pantheon)為藍本設計的，目的代表世界團結與和諧的建築，他將地面以上的所有部分都排列在祭臺周圍，祭臺置於聖彼德陵墓之上，所有正面部分都向十字架集中，這時期十字架大都放置在用來照耀祭臺的穹頂之上。
　　繪畫上雖脫離不了宗教題材，仍採用聖經故事，但已經不以樸實無華的風格來對待宗教主題，此時的繪畫不再是為宗教服務，而是講求賞心悅目，擺脫了中世紀被視為宗教禁忌的裸體或異教題材。對於人的所有型態和力量的表現也是一樣，在人物的表現上，透過繪畫的表現也表達出上帝創世的意境。在處理的手法上出現了遠近比例法與三度空間的觀念，運用光與光影的效果，仔細研究人體解剖，以求能表現人物生動的姿態。此外，油畫的出現對當時的藝術而言是一個大的里程碑，因為這代表畫家能對他的作品進行修改，因而可以對他的作品有更高的要求。
　　當時著名的畫家有喬托(Giotto)、馬薩羅(Masaccio)、列奧納多‧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西元1452～1519年)、拉斐爾(Raphael，西元1483～1520年)，與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西元1475～1564年)等。達‧芬奇的繪畫開創了文藝復興的全盛期，他是一位自然主義的藝術家，因此他曾去尋找人的遺骸，對其解剖，目的是為了能恢復人物形象，他的「最後的晚餐」與「蒙娜麗莎」則是流傳至今的經典之作。至於米開朗基羅，他在繪畫上最大的成就則在羅馬的西斯廷教堂(Sistine Chapel)，尤其是他在西元1508～1512年於此天花板創作的「聖經中創世紀」的場景，與在西元1536年繪於聖壇中的「最後的審判」，從這兩幅作品中可以發現他在不同時期的世界觀。
　　雕刻已不再是建築的附屬品了，而是一件獨立的藝術作品，題材也不現於宗教人物，已有相當多的當代人物，或是從希臘、羅馬時的神話與歷史中去尋找題材，著名的雕刻大師有道納太羅(Donatello)、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
　　至於建築方面，主要是以過去(羅馬)為基礎，因此此時的建築風格均以對稱安排的門窗、古典的廊柱、拱門和拱頂為主，不過在新柏拉圖學派影響下，以羅馬式的建築更強調和諧、對稱。著名的建築物有由朱爾二世、李奧十世興建的梵蒂岡大教堂(即是羅馬的聖彼得大教堂)。而聖母百花大教堂(Sainte Marie des Fleurs)因雕塑家道納太羅(Donatello)以及眾多的畫家，如波提柴里(Botticelli)和吉爾蘭達尤(Ghirlandajo)享有盛譽。


北方文藝復興

　　北方文藝復興出現在義大利的文藝復興運動開始衰落之際，由於當地的社會和文化傳統皆與義大利不同，因此它表現出來的型態也不一樣。在北方神職人員主導著教育和文化權，為了適應當地人的興趣，文藝復興的性質出現大改變。北方人雖然也熱衷於古典文學，但他們的重心卻是在於希望以此來反抗傳統教會的約束，而不像義大利人反而醉心於世俗文化之中，是一種宗教性質較強的文藝復興運動。
　　北方文藝復興最重要是出現基督教人文主義(Christian humanism)，這群基督教人文主義者深受宗教中的神秘氣氛影響，認為個人可以不經理性、語言或任何的聚會，他的靈魂就可以單獨與上帝溝通，這種觀念對日後的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有很重要的影響。此外，他們雖與義大利的人文主義者一樣，研習古典拉丁語、希臘語和希伯來語，但他們的目的並非去研讀那些古典作品，而是要恢復基督教原始典籍的真義。
　　伊拉斯謨斯(Desiderius Erasmus，西元1467～1536年)是基督教人文主義重要學者，他和其他的人文主義者一樣，喜歡研讀古典的作品，十分熟悉希臘文與拉丁文，因此他在古典文學上造詣非凡。他善於在不同主題上，用不同方式來談，這方式在《對話錄》(Colloquies)一書中表現得最明顯，在此書中他以一種嚴肅與諷刺的方式對宗教進行審查。此外，他還利用自己精通拉丁文和希臘文的能力，重新校定《新約聖經》的希臘文，並於西元1516年出版，書中他還附上注釋與新的拉丁文譯本。
　　當時的他已經體會到教會改革的需要，因此主張以教育和辯論的方式來從事溫和的教會改革，並鼓勵人們閱讀新約聖經，希望人們能夠透過對基督教教義真正的了解，而從腐敗的教會中解救出來。不過當時雖不乏其他特別激情的基督教人文主義者，而且他們對「福音書」的重視，以及對教士的腐敗等作法，無疑為路德的宗教改革鋪路，但願意拋棄他們所習慣的天主教教義者卻沒幾個。
　　此外，在北地地區開始出現一種民族王國，出現中央集權的君主，這些國家的君主往往會因自己或國家的利益來決定自己的宗教信仰，因此在這些地方教會都逐漸受到國家政府的管制，而不再受到羅馬天主教教會管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