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化是台灣發展歷程中的重要部分，請說明晚清時期與日據時期台灣現代化的主要內容？並從台灣主體性的立場，說明晚清時期與日據時期台灣現代化的差異。?

日本帝國主義體制的編成及建設

　　日本取得臺灣後，如何在臺灣建立附屬於其本土的社會、經濟與文化體制是其施政的重點。而在甲午戰爭前後，日本政府投入相當多的經費進行武裝及其本土的建設，加上軍費的支出，財政狀況並不理想。所以，如何在臺灣取得經濟利益，以及臺灣總督府如何能自給自足，成為日本政府向其人民宣示其具有統治臺灣正當性的重要依據。
　　不過，日本政府及臺灣總督府並不急於殺雞取卵式的剝削。而是一方面
將臺灣編入其帝國主義的體制內，一方面則是在臺灣推動具有「近代化」(modernization)性質的基礎建設，以強化其在臺灣的統治，便利其汲取臺灣的資源。因此，在日本統治期間，臺灣才會有相當的建設。

土地調查與土地改革

　　由於臺灣本來的大租戶、小租戶、佃農的土地所有制度十分複雜，土地所有權完整的轉移並不容易，而田地的面積亦不確實。因此，臺灣總督府便以過去日本本土土地改革的經驗，在臺灣進行土地改革。
　　而從初步控制臺灣北部的1899年開始進行土地調查，至1904年完成。調查結果臺灣的田地面積，較劉銘傳調查的結果，增加百分之七十以上，這當然也增加了臺灣總督府的稅收。
　　同時，臺灣總督府給予大租戶低額的公債作為代價，確立小租戶作為土地唯一的所有者，土地作為商品流通的可能性大增。而由於補償的代價不高，大部分的大租戶便告沒落。比較特殊的例子之一，則是包括霧峰林家在內，臺灣中部地區一些較具規模的大租戶，則以取得的公債作為主要的資金，設立了由臺灣本土人士創建的彰化銀行。
　　而除了田地以外，透過進一步的林野調查，由於臺灣總督府採取凡不能確切提出所有權的林野，一律視為無主地，而收歸國有的政策，結果將近八十萬甲的林野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林野都透過調查而國有化。臺灣總督府掠奪了這些林野以後，部份則再透過官有地放領的方式，轉移給來臺投資的日本資本家。

關稅與貨幣的整編

　　臺灣在滿清政府統治時，海關由英國人管理。而海關及關稅乃屬於國家主權行使的一部分，因此，1896年日本便使臺灣適用日本本土的關稅法制，將臺灣在此一層面納入日本的經濟圈內。而如此一來，原先歐美資本在臺灣的優越地位便被日本所取代，其產品及資本的競爭力大減。
　　除了關稅以外，日本也在臺灣逐步進行貨幣整合工作。不過由於臺灣流通的各國貨(銀)幣十分複雜，日本政府便先進行其本土的金本位體制改制，而以1899年設立的臺灣銀行為中心，暫時維持臺灣以銀為交易媒介的習慣，配合金、銀的公定兌換率作為過渡。其後，在1904年再由臺灣銀行發行金本位制的臺灣銀行券，而與日本完成幣制統合。

戶口調查與其他基礎建設

　　就在完成土地調查之時，1905年臺灣總督府開始進行戶口調查，一方面加強對臺灣的控制，另一方面則為日後良好的戶籍制度建立基礎。
　　包括前述的土地調查在內，對於日據時期初期臺灣的建設，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可謂建樹最多。由於兒玉在總督任內，同時在日本本土及中國東北兼任要職，因此常常不在臺灣任所，而由後藤負責主要施政。而後藤則動用發行公債所取得的資金，建設縱貫鐵路、公路與電信、海港等工程。這些基礎建設固然有助於日本對臺灣的控制，卻也提供臺灣經濟進一步發展所需的基礎建設。而到1902年，後藤新平透過保甲的動員，以及投降的抗日軍，便建造了二千多公里的道路。這些鐵、公路的建設，拉近了臺灣各地的距離，也提供了臺灣交通形成一體不可或缺的硬體基礎。

公教育體制的推廣

　　後藤新平對於臺灣新式教育的推動也頗有貢獻，除1898年開始廣設「公學校」供本地人就讀以外(日本人則讀「小學」)，1899年更設立了臺北醫學校。不過，後藤新平的教育目的，主要乃是著眼於協力臺灣建設的考量，而不鼓勵臺灣本地人深造。因此，灌輸忠君愛國式的初等教育固有必要，高等教育則限於專門職業學校。直到1928年臺北帝國大學成立，設文政與理農二科，臺灣才有了殖民地的大學。但是，入學不易，加上臺灣人在本地進入中學的名額相對有限，更遑論中學畢業後考進大學。因此，臺灣本地人若欲深造，特別是法政學科，則常常必須到日本、中國大陸或是其他國家。
　　而到了皇民化運動時期，臺灣總督府才開始基於政策的考量，推行義務教育，大幅提高臺灣本地人接受初等教育的比率。這些制度與硬體措施為戰後臺灣的義務教育的推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臺灣財政的獨立

　　日本領有臺灣初期，由於軍費及其他建設的支出十分可觀，臺灣總督府的財政收支無法平衡。因此，總督府乃透過土地調查、專賣事業、地方稅及發行事業公債等方式增加收入。本來，土地調查增加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田地，已經擴大了稅基。而在「六三法體制」下，總督府又可以提高稅率，配合開徵地方稅，收入已經增加不少。專賣事業更是一大財源，當1905年臺灣財政開始出現黑字，日本殖民政府轉虧為盈時，專賣的收入，便佔了總督府財源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糖業推廣與日本資本的擴張

　　在1860年開港以後，根據海關統計，糖是臺灣輸出總額的第二位，有相當良好的基礎。而日本領有臺灣以後，為了減少日本每年向外國購糖的支出，為便利日本資本在臺灣的發展，便以糖業作為經濟發展的重點。
　　為了貫徹此一政策，臺灣總督府在1902年發布《臺灣糖業獎勵規則》，又於1905年公布《製糖場取締規則》，提供包括資金援助、原料確保、市場保護在內的新式製糖業保護方案，而將臺灣本地人原本經營的傳統糖業排除在外。
　　由於限制新式製糖工場的數目，又規範各場採購甘蔗原料的區域，臺灣本地人種植的甘蔗在市場供需法則之下，價格自然低落。而「第一憨，甘蔗種好送給會社磅」，便是此一現象的寫照。而新式製糖業既然有利可圖，彰化辜家、板橋林家、高雄陳家等本土資本之下，自然也投入經營行列。但是，臺灣總督府則在1912年下令，禁止臺灣本地人自己組成「會社」，使臺灣本地資本(不僅糖業)必須附屬於日本資本，才得以存續。
　　至於在整個糖業分工生產的過程中，臺灣的地主與佃農負責遭到剝削的農業生產過程，而日本的資本則主宰了工業生產過程及行銷。此舉，固然是壓榨
臺灣本地人而圖利日本資本家，卻也使工業生產在臺灣經濟的比重大幅提高。就糖業而言，這是因為輸往日本的是經過工業生產而成的糖，而不是作為糖業原料的甘蔗所致。

米糖相剋問題的發生

　　1918年由於日本本土稻米不足，日本在臺灣的經濟政策也發生轉變，除了原有新式糖業以外，也希望臺灣能扮演供給日本稻米的角色，而為了此一目的，臺灣總督府也進行稻米的品種改良，成功研發適合日本市場口味的蓬萊米。
　　既然決定要增加水稻生產，則攸關水稻種植的灌溉系統便需要加強建設，為此，臺灣總督府於1920年開始嘉南大圳及其他灌溉系統的建造，並於1920年代末期完成臺灣水田灌溉所需的灌溉系統。另一方面，農業耕種技術及品種改良也需要專門人才，因此，成立了嘉義農林學校。因而臺灣也在1920年代便具備了1960、70年代東南亞地區「綠色革命」的經驗。
　　由於米業的生產歷程與糖業不同，日本資本所控制的主要只是輸出的部分，減少了日本資本的剝削，種植稻米對臺灣的地主和佃農而言，都獲利較多。特別是臺灣的土著資本掌握了大部分稻米的加工、流通過程，更有利於資本的蓄積。基於利益的考量，許多臺灣的地主和佃農便傾向種稻。而臺灣總督府面對此一由稻米與甘蔗種植農地的衝突所引發的「米糖相剋」問題，則致力統合各種水利機構，利用水資源的分配，推動三年輪作制度，來控制民間作物的選擇。

1930年代的轉變

　　1931年日本關東軍中、下級軍官主導了「九一八事件」，對日本而言，開始進入了所謂的「十五年戰爭」時代。在軍方勢力逐漸興起，並擴大其對日本政治影響力之後，日本本土的經濟開始轉換朝向國家資本主義體制發展，經濟的發展必須為軍事的目的服務。作為殖民地的臺灣，在總督府主導下經濟的政策本來就是附屬於日本本土，為日本的利益而存在，因此也發生重大的轉變。
　　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將臺灣明白定位為日本的「南進基地」，積極推動工業化。而由於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的少壯軍人多出身農村，配合以農村作為基盤的政治人物，為了維護日本本土農民的利益，從1931年開始便更積極地限制臺灣米輸往日本，確定臺灣農產只是補充日本本土生產不足的角色，而將臺灣農業的收益問題，明白地置於次要地位。

工業化的發展

　　臺灣新興工業化的發展，可以投資興建達十五年的日月潭發電所完工的1934年作為里程碑。至此，新興的水泥、金屬、肥料、窯業得到廉價的電力優惠，而有更佳的發展契機。1937年機械、造船、石化業的新工廠紛紛設立，次年則展開纖維業及大規模的水泥業的建設。同時大規模的發電計畫，以及新的港口建設亦陸續展開。
　　雖然，臺灣的工業化基本上是作為日本軍國主義「南進基地」的工業化的一環，但是除了軍需工業及相關產業以外，作為「基地」，原本從日本本土輸入的日用品，也逐漸由在臺灣開辦的相關輕工業所替代。這也是軍需工業以外，臺灣工業發展的另一個面相。
　　無論日本帝國主義如何將臺灣視為附屬於帝國本身目的之下的殖民地，在日本殖民地政府剝削、壓榨臺灣之餘，也為臺灣的近代化留下了可觀的遺產。

工業化推展的檢討

　　日本領臺以來，臺灣的農業一直仍是臺灣經濟的主力，加上傳統認為殖民地是原料及農產品的產地，又是殖民地母國工業產品的市場，因此「農業臺灣，工業日本」成為一般對日據時期臺灣經濟狀況的刻板印象。
　　但是事實上，在1931年臺灣總督府剛要積極推動臺灣的工業化時，由於以新式製糖業為代表的農產品加工業日漸發達，臺灣的工業生產總值已經達到二億四百九十萬元，僅稍遜於農業生產總值的二億九百九十萬元。而經過1930年代的工業化推展，1939年工業生產總值更達五億七千零七十萬元，超過農業生產總值的五億五千一百八十萬元。因此，「農業臺灣，工業日本」的印象與日治時期臺灣經濟發展的歷史事實並不全然相符。不過，這也正顯示了縱使在臺灣總督府積極推動工業的時期，臺灣農業生產的成長仍然十分可觀。這主要與嘉南大圳完工後，蓬萊米種植面積大增，稻米收穫量大幅提升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