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4、5年間袁世凱的帝制運動違反當時的政治潮流，而無法成功，其原因何在？ 五四時期胡適與陳獨秀等知識份子推動文學改良，當時的時代背景為何？ 民國11、12年間，孫中山先生為何決定採取「聯俄容共」的政策？試就當時的革命情勢分析之。 求解答 謝謝?

我願意回答第2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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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革命，溫和的倡導，始於胡適；大力鼓吹，則始於陳獨秀。胡適在留學期間，甚受美國當時流行的短字簡句運動的影響。民國4年夏，他在康乃耳大學(Cornell University)與趙元任等人成立「文學科學研究部」，研究「吾國文字能否採用字母」及「如何可使吾國文言易於教授」等問題，認為文言是半死的文字，白話是活文字，教授文言除注重講解古書及字源學以外，要講求文法和標點符號。當時與他討論中國文學問題的，尚有梅光迪、任鴻雋、吳宓、唐鉞、胡先驌等人，其後，他們不斷通訊，一致同意以白話代替文言，但對於胡的「作詩如作文」則不同意，提出論難，梅光迪受哈佛大學人文主義學者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影響，反對胡適進化論式的觀念，反對新即代表善，認為白話文、文言文各有所長，應可併存；吳宓認為文章成於模仿，能將前人著作摹仿神似，始能別出心裁；胡先驌則認為白話文不能代替文言文，語文不應合一，詩不能盡用白話，若言今人不懂古文，後人亦將不解今人之書。此等意見，雖言之有理，但只提供「白話文派」的反省與參考，反而促進了新文學運動者的努力與團結。由於「白話文派」人多勢眾，氣勢如虹，上取得教育部的承認與肯定，下獲廣大學生和青年的擁護支持，儘管嗣後仍有某些官方文告、政論，以及某些人士仍用文言，但畢竟已屬少部份現象。往覆辯論中，胡適於民國6年1月在《新青年》刊出〈文學改良芻議〉，提出8項主張：須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須講求文法，不作無病之呻吟，務去爛調套語，不用典故，不講對仗，不避俗字俗語。胡適所言只限於文學形式的改良，陳獨秀則進而主張文學內容的革命，使與思想解放融為一體。胡的〈文學改良芻議〉發表的次月，陳發表〈文學革命論〉，指出中國近年經過3次革命(辛亥革命與兩次討袁)，均為單純的政治革命，未能滌淨舊污，以致社會不生變化，黑暗如故。必須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三大主義相號召：一曰「推倒雕琢的、阿腴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二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三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由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並劍及履及，於民國7年率先摒棄文言，全部改用白話文，使用標點符號。民國9年，政府命將國民學校國文教科書逐步作廢，改用國語，接受了文學革命的形式，同時，文學革命的內容亦逐漸展開。
　　文學革命的大旗一經高揭，北大教授錢玄同、劉半農(復)、魯迅(周樹人)等，隨即同表贊同。北大學生羅家倫、傅斯年、毛子水等人，則起而組織「新潮社」，刊行《新潮》月刊，步《新青年》之後，成為公開主張文學革命的第二種刊物，他們並以犀利的文筆與思想批判舊傳統，提倡民主與科學，給予文學革命帶來了政治與社會變革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