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央文官的人數持續增加，高宗和武后時期接近兩萬人。唐玄宗時改府兵為募兵，中央禁軍人數也直線上升，這些因素使長安人口數與糧食需求激增，但關中耕地有限。請問上述文字應該是在說明哪項議題?(D (A)長安和西域文化 (B)佛教和中古士族 (C)科舉與門閥制度 (D)大唐帝國和運河?

(D)大唐帝國和運河



http://china10k.com/trad/history/3/33/33z/33z18/33z1802.htm


漢族的經濟文化向以中原地區為重心，南方地區甚至長江流域一帶，原來人口較少、經濟落後，三國時雖經開發，仍然比不上中原。但由於後來漢族的大舉南遷，不僅增加了大量勞動力，且帶來先進之生產工具與技術，使南方地區逐漸實行精耕細作、施肥灌溉，冶鐵、製瓷、造紙等業進一步發展，商業貿易臻於繁榮。六朝首都建康乃成有百萬人口以上的大都市，中國的經濟文化重心遂開始南移江南一帶。


http://big5.huaxia.com/wh/gjzt/2007/00704496.html


回顧歷史知道,隋唐統一後,盛世帝國、萬邦來朝,庫府充盈,開掘大運河,主要是為了通過通邊達海、以對外交流,遣兵應急、以強化統治,流轉百貨、以順暢貿易。當初,南糧北調的漕運功能並不強,盛唐時,年漕糧僅20萬石,除供朝廷外,還沿永濟渠北上,賑濟北方災民;安史之亂後,至唐末藩鎮割據,北方受長期戰亂影響,民不聊生,嚴重缺糧,隋唐大運河的漕糧功能才逐步加強,歷史記載,唐晚期為年漕糧230萬石。

(C)

唐代之科舉

　現在再說到每項制度之變，也該有一可變的限度，總不能惟心所欲地變。所貴的是要在變動中尋出它不變的本源，這便是所謂歷史傳統。傳統愈久，應該此大本大原之可靠性愈大。換言之，即是其生命力益強。就中國以往政治論，宰相權給皇帝拿去一定壞，用人無客觀標準，一定也要壞。九品中正制，本想替當時用人定出一客觀標準，還是不失此項制度所應有的傳統精神的。但後來卻變成擁護門第，把覓取人才的標準，無形中限制在門第的小範圍內，這便大錯了。唐代針對此弊，改成自由競選，所謂「懷牒自列」，既不需地方長官察舉，更不需中央九品中正評定，把進仕之門擴大打開，經由各人各自到地方政府報名，參加中央之考試。這制度，大體說來，較以前是進步的。漢制規定商人不能做官，做官人亦不能經商，鄉舉里選係由地方政府察舉呈報。現在自由報考之惟一限制，即報名者不得為商人或工人。因工商人是專為私家謀利的，現在所考試求取者則須專心為公家服務。此項報名之這一限制，在當時稱為身家清白，自然並兼未經犯過國家法律在內。此外則地方官不再加以限制，即申送中央，由尚書禮部舉行考試。考試及格，即為進士及第。進士及第便有做官資格了。至於實際分發任用，則須經過吏部之再考試，所考重於其人之儀表及口試，乃及行政公文等。大抵禮部考的是才學，吏部考的是幹練。又因禮部試有進士明經諸科，故此制又稱科舉制。自唐至清，此制推行勿輟。即孫中山先生之五權憲法裏，亦特別設有考試權。這一制度，在理論上，決不可非議，但後來仍然是毛病百出。然我們並不能因其出了毛病，而把此制度一筆抹殺。謂政府用人，何不用民主投票方式。其實西方近代的選舉投票，亦何嘗沒有毛病。而且我們把現代通行的制度來作為批評千餘年前的舊制度之一種根據，那是最不合情實的。在西方現行的所謂民主政治，祇是行政領袖如大總統或內閣總理之類，由民眾公選，此外一切用人便無標準。這亦何嘗無毛病呢？所以西方在其選舉政治領袖之外，還得參酌採用中國的考試制度來建立他們的所謂文官任用法。而在我們則考試便代替了選舉。故唐代杜佑著《通典》，首論食貨(即是財政與經濟)，次為選舉。其實在漢為選舉，在唐即為考試。可見在中國政治傳統上，考試和選舉是有同樣的用意和同樣的功能的。西方現行民主政治，乃係一種政黨政治，政務官大體在同黨中選用，事務官則不分黨別，另經考試。此項官吏，可以不因政務官之更換而失去其服務之保障。在中國則一切用人，全憑考試和銓敘，都有一定的客觀標準。即位高至宰相，也有一定的資歷和限制，皇帝並不能隨便用人作宰相，如是則變成重法不重人，皇帝也祇能依照當時不成文法來選用。苟其勿自越出於此種習慣法之外，也就不必定要一一再諮詢眾意。這也不能說它完全無是處。如必謂中國科舉制度是一種愚民政策，由一二皇帝的私意所造成，這更不合理。當知任何一種制度之建立，儻是僅由一二人之私意便能實現了，這便無制度可講。若謂此乃皇帝欺騙民眾，而且憑此欺騙，便能專制幾百年，古今中外，絕無此理。若民眾如此易欺易騙，我們也無理由再來提倡民主政治。憑事實講，科舉制度顯然在開放政權，這始是科舉制度之內在意義與精神生命。漢代的選舉，是由封建貴族中開放政權的一條路。唐代的公開競選，是由門第特殊階級中開放政權的一條路。唐代開放的範圍，較諸漢代更廣大，更自由。所以就此點論，我們可以說唐代的政治又進步了。當時一般非門第中人，貧窮子弟，為要應考，往往借佛寺道院讀書。如王播即是借讀於和尚寺而以後做到宰相之一人，飯後鐘的故事，至今傳為嘉話。但唐代的科舉制度，實在亦有毛病。姑舉一端言之，當時科舉錄取雖有名額，而報名投考則確無限制。於是因報考人之無限增加，而錄取名額，亦不得不逐步放寬。而全國知識份子，終於求官者多，得官者少，政府無法安插，祇有擴大政府的組織範圍。唐代前後三百年，因政權之開放，參加考試者愈來愈多，於是政府中遂設有員外官，有候補官，所謂士十於官，求官者十於士，士無官，官乏祿，而吏擾人，這是政權開放中的大流弊。此項流弊，直到今日仍然存在。當知近代西方所謂的民主革命，乃由政權不開放而起。而中國自唐以下，便已犯了政權開放之流毒。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不僅是藥不對病，而且會症上加症。若要解決中國社會之積弊，則當使知識份子不再集中到政治一途，便該獎勵工商業，使聰明才智轉趨此道。然結果又很易變成資本主義。在西方是先有了中產社會，先有了新興工商資本，然後再來打開仕途，預聞政治。而中國則不然，可說自兩漢以來，早已把政權開放給全國各地，不斷獎勵知識份子加入仕途，而同時又壓抑工商資本。祇鼓舞人為大學者，當大官，卻不獎勵人為大商人，發大財。節制資本，平均地權，大體上是中國歷史上的傳統政策。政治措施，存心在引導民間聰明才智，不許其為私家財力打算無限制的發展。於是知識份子競求上政治舞臺去做官，仕途充斥，造成了政治上之臃腫病。讀書人成為政治脂肪。若再獎勵他們來革命，來爭奪政權，那豈得了？可見任何制度有利亦有弊，並不是我們的傳統政治祇是專制黑暗，無理性，無法度，卻是一切合理性有法度的制度全都該不斷改進，不斷生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