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與文化的問題 求解?

台灣歷史的回顧與展望

　　台灣歷史雖短，但文化內涵卻極為豐富，回顧過去台灣歷史，台灣的命運，常是台灣與中國「離心力」與「向心力」的拉鋸戰。所謂「離心力」，是指台灣作為漢民族移墾的社會，一直存在著強烈排斥中國的專制政權，想要追求自己新生活的意願；而所謂「向心力」，則指中國又為台灣漢民族文化的原鄉故土，台灣人對中國有一份難以割捨的孺慕之情。
　　由於歷史進程中這兩股「離心力」與「向心力」的激盪，以及台灣與大陸間，因政治的分離，導致台灣人在理想與現實間，常存著某種撕裂性的緊張關係。此「離心力」與「向心力」的交互作用，我們可以鄭成功為例，南明政權曾希望鄭成功能延續大明國祚於海外孤島──台灣，但從另一角度來看，鄭成功率部開拓台灣，又有揮別舊大陸開創新格局的涵義在。鄭成功一生事功，從北伐失敗，退守金廈迄於佔領台灣，其窘境為，一旦駐台太久，則與中原的「離心力」日強，鄭成功在歷史上，正處於台灣與中原間「向心力」與「離心力」的拉鋸點上。1680年，當鄭經最後一次反攻失敗後，鄭氏政權在歷史「離心力」與「向心力」的推擠下，正凸顯其進退失據的窘境。
　　陳昭瑛於〈明鄭時期台灣文學的民族性〉文中，曾言鄭氏政權的兩難困境在於「一方面中興明室是鄭氏在台政權合法性的基礎；另一方面，符合中興明室的出兵大陸之舉卻造成民窮財困，使其在台政權出現危機，遺民政府之難為正在於此。」此說法一針見血點出鄭氏政權在歷史角色及其困局。撫今追昔，今日在台灣的國府政權，與當年的鄭氏政權還頗有幾分相似呢？
　　台灣歷史的發展，政權不斷更迭為其特色，但甲午割台後，台灣與中國完全脫離，「離心力」的快速發展與「向心力」的交互作用，形成了台灣人理想與現實間的不重疊性。當然，「離心力」的產生，是因為「向心力」沒有著力點，難以落實，不得不另謀出路，在這種另謀出路的過程中，常出現一種弔詭現象，即統治者一方面以台灣為安身立命之所；另一方面又濃縮台灣為另一個中國，前者是「離心力」的表徵，後者是「向心力」的表現，平情說，台灣的命運即常擺盪在這兩股力量的拉扯中，而喪失自己的主體性。
　　這種「離心力」與「向心力」的拉扯，是台灣奇特的歷史現象，它幾乎充斥在台灣400年歷史中。日治時代台灣的知識分子，即有其切膚之痛。易言之，台灣在異族統治下，在政治上，其國家認同可能是日本帝國，但在文化上，仍以中華文化為其認同的對象。這種在政權轉換之際，所表現出理想與現實的撕裂，是台灣近百年來，知識分子處理認同的共同心理態度。然台灣知識分子對中原文化的嚮往是心理的、抽象的，一旦親身涉及到政治具體或現實層面時，往往會造成嚴重的落差，日治時期葉榮鐘、吳濁流等知識分子，對「祖國經驗」的破裂即是顯例。當台灣知識分子「文化祖國情懷」夢碎後，也許才是認真思考台灣定位的開始。
　　時至今日，戰後50年來，台灣經濟的快速成長與中產階級的抬頭，以台灣為主體的意識日益甦醒，在知識階層中，也逐漸形成一種以台灣為中心的歷史觀與世界觀。這種「台灣中心論」，近來更得到大家的共識及明確的詮釋。簡單的說，即台灣人民有權利決定台灣的前途，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任何政權欲得到台灣人民的支持，就必須認同台灣，與斯土斯民結成「命運共同體」。我們要跳脫過去「離心力」與「向心力」的糾葛，以台灣主體性為最高原則，走自己的路，選擇自己要的生活，這才是台灣未來的出路，和台灣人幸福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