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邦會如何治國以解決問題？

秦代統一了全國，建立起了中國曆史上的第一代封建中央集權制的新皇朝，轟轟烈烈燦爛輝煌，但是，秦代的命運，卻又像一鍋燒開了的油遇火而燃一樣，大起大落，二世而亡。漢初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們，都想總結秦代二世而亡的教訓，為新皇朝的長治久安服務。終於，他們接觸到了戰爭時期政治體制與和平時期政治體制的區分問題，從而對先秦的諸家學術思想進行了一次大歸納，大清理，大整合，這是我國曆史上，政治活動與學術思想結合得比較好的一個特定時期。而開其風氣之先的人物，則為漢高祖劉邦與儒生陸賈。

　　《史記·酈生陸賈列傳》中，陸賈與漢高祖的談話，是非常有深度的。漢高祖的文化水平顯然比秦始皇低得多，他畢竟是亭長出身的農民起義軍首領，所以他的讀書，實質上是“聽”書，聽陸賈為他講課。漢初幾代皇帝都有聽書的習慣，如漢文帝也聽過賈誼、晁錯的講述，漢高祖實為開風氣之先的人物。不過漢高祖似是為文化水平所限，只聽不讀。我們看《酈生陸賈列傳》中促成漢高祖認真聽講課的這次談話：

　　“陸生時時在漢高祖面前講說《詩》、《書》，漢高祖不耐煩，駡他說：‘老子騎在馬上得了天下，要《詩》、《書》何用？’陸生說：‘騎在馬上得天下，難道可以騎在馬上治天下嗎？況且湯武以武力取天下而以文治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過去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代任刑而治，得天下後依然不變，終於亡國。假如過去秦已併吞天下後，實行仁義之治，效法先聖，陛下安能得到今日的天下？’

　　“高帝被陸生頂撞之後，面有慚色，於是對陸生說：‘試為我寫出秦之所以失天下，我之所以得天下，以及古代國家興亡的道理。’陸生於是扼要敘說國家興亡的事跡，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讚陸賈講得好，左右皆呼萬歲，名其書曰：《新語》。”

　　這裏我們歸納一下，可以明顯地看到，第一，陸賈認為取天下與治天下，政治上應有兩種不同的做法，很清楚明白地指出了，戰爭時期政治體制與和平時期政治體制的區別問題。第二，陸賈指出，戰時體制的特點是極武、任刑，也是清楚明白地說是法家一套；和平時期體制的特點是行仁義，法先王。行仁義，顯然是指儒家思想，可與前述講說《詩》、《書》對照；法先王則是儒、道、墨等先秦在野派學術的共同特點；先秦在朝派的法家則是法後王的。這裏，陸賈已對儒、法的不同適用範圍，或擴大些說，先秦在野派學術儒、道、墨等，與作為在朝派學術的法家思想的不同適用範圍，加以區別。這段談話，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上，實在是個了不起的成就，這是秦代二世而亡的血的教訓換來的寶貴歷史經驗，值得大書特書。後來中國曆史上許多大政治家、大思想家的政策失誤，往往就是在不善於區分不同政治體制與不同學術思想的適用範圍這個根本問題上失足的。

　　漢初看出了戰爭時期政治體制與和平時期政治體制區別的，並不止陸賈一人。試舉數例。

　　叔孫通降漢之後，跟隨他的儒生弟子有百余人，但叔孫通一個也不向漢王劉邦推薦，卻專門推薦一些原來當過強盜、壯士的人。儒生弟子都在背後發牢騷說：“跟了先生多年，幸而有機會隨先生降了漢王，如今不向漢王推薦臣等，專門推薦大盜，何也？”叔孫通聽到這些牢騷後，對弟子們說：“漢王正在冒矢石以爭天下，你們諸生能打仗嗎？所以要先推薦斬將搴旗之士。諸生且耐心等待，我今後絶不會忘記推薦你們的。”漢王拜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

　　漢五年，已並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為皇帝於定陶，叔孫通提出把秦代的朝儀、官制拿來給新皇朝應用。高帝嫌秦代的朝廷禮儀太複雜，指示一切從簡。於是，群臣飲酒爭功，吃醉了的則大喊大叫，拔劍擊柱，高帝又覺得這樣太沒有規矩了。叔孫通看出，高帝越來越討厭這種亂糟糟的局面了，便對高帝說：“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去徵召魯地的儒生們，與臣的弟子們共同制定朝儀。”①

　　①《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

　　戰爭時期推薦強盜壯士。和平時期需要儒生，因為，“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這同陸賈說的豈不是同一道理嗎？譯為直白一些的話：打天下時儒家不行，治天下時非儒家不可！

　　漢文帝時的大思想家賈誼，寫過一篇《過秦論》，是專門總結秦亡教訓的。其中在充分分析了秦代任法而治的弊病後，明確指出：

　　“當此時也，世非無深謀遠慮知化之士也，但他們所以不敢盡忠指出秦代皇帝的過失，是因為，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還沒有說完，身已被戮了。所以才會使天下之士，傾身而聽，重足而立，鉗口而不言。是以三王(秦始皇、二世、子嬰)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而皇帝還蒙在鼓裏，豈不哀哉！”①

　　這是皇帝獨斷，嚴刑峻法所造成的最後結果。所以賈誼歸結到一句話：

　　“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②

　　①《史記·秦始皇本紀》引《過秦論》及賈誼：《新書·過秦》。

　　攻守，就是戰時政治體制與和平時期政治體制的差別性問題，“仁義”是儒學的核心。仍是歸結到政治體制及儒、法兩家學說的不同適用範圍的問題。

　　從諸大思想家之說的對照中，可見陸賈對漢高祖講課時的概括力！

　　但陸賈思想的精緻之處，還在於，他並沒有一概徹底否定法家思想。我們前面說過，法家思想是在春秋戰國的兼併過程中，從在朝派有識見的政治家的思想體系中，逐漸積累發展而成的，因此，在其思想體系中，又包含着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方面是由於治理愈益擴大的國土的需要，而逐漸發展起來的封建中央集權制思想；另一方面是由於戰時體制的需要，而形成的嚴刑峻法、專制苛虐，這正是戰時體制的過於強調專制集中的一面。陸賈的高明處，就在於他否定了法家思想中戰時體制的一面，而又取其封建中央集權制的理論。請看《新語·懷慮》中，他所強調的“舉一事而天下從，出一政而諸侯靡”，“聖人執一政以繩百姓，持一概以等萬民 ”，則又與管、商、申、韓之說，並無區別，而在儒家學說中，則近於吸收法家思想的荀子。從這裏，可見陸賈在總結歷史經驗、吸取先秦學術為當代所用的問題上，已經達到了比較精緻、比較細密的程度。

　　我們還應注意到，陸賈給漢高祖講說《新語》十二篇時，“左右皆呼萬歲”，“左右 ”，當為漢高祖身邊的大臣及其他高級參謀人員。所以陸賈《新語》所確定的，得天下後應由戰時政治體制及時轉為和平時期體制的總方針，是得到漢初君臣的一致贊同的。只有弄清楚了這個根本點，我們才能看透漢初一些重大舉措上與秦代的差別。

　　我們知道，秦始皇吞併六國以後，並未停止用兵，而是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從南北兩個方向，繼續伸了兩個拳頭打出去。據《史記·秦始皇本紀》，北方是派蒙恬發三十萬軍隊擊胡，同時北築長城，築長城的具體人數不詳，要之亦不會低於三五十萬人；在南方，則又發兵攻南越，守五嶺，據徐廣注是五十萬人，同時發役夫在湘江上游築石堤，人工開鑿渠道，以運糧草，役夫人數亦不在少數；這還未算進建築宮殿陵墓的勞力。更重要的是，南北兩方同時出兵，整個國家就必然依舊處於戰時體制下面，任法極刑而治的方針，就不可能得到糾正。

　　漢高祖得天下之後方針上的根本變化，正在於此。

　　我們先看南方。據《史記·南越列傳》及《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始皇派兵南征以後，在南方增設了桂林、南海、象郡三個郡，並且有相當規模的移民。但楚、漢戰爭期間，秦代所委任的南海龍川令趙佗，受南海尉任囂臨死前的囑咐，代為南海尉，因稱尉佗，並乘機自立為南越武王。這就是說，已入秦版圖的南方三郡重又分裂出去。若按秦始皇的做法，肯定要出兵征討。漢高祖則不然，而是在漢十一年派陸賈為使者，承認尉佗的南越王身份。這明顯出於《新語》的結束戰時政治體制思路，派的人就是陸賈，更可看出漢高祖的想法。我們看陸賈說服尉佗承認漢中央政權並使南越成為漢之附屬國時，所說的話：

　　“天子聽說君王在南越稱王，不助天下誅暴秦，將相都想出兵攻誅君王，天子憐惜百姓不久前剛剛遭逢勞苦，想讓百姓得到休養生息，因此派臣來授君王印，剖符通使。

《史記·酈生陸賈列傳》

　　這裏，陸賈替漢高祖傳給南越王尉佗的話，不正是陸賈在《新語》中為漢高祖講課時所說的話嗎？

　　至於北面的對付匈奴，漢初則稍經曲折而最後歸結於陸賈的思路。這是因為，漢高祖故將韓信(不是淮陰侯韓信，是另一同名的韓信。)封為韓王以後叛降匈奴，(為區別起見，我們從《史記》說法，稱之為韓王信。)這使漢高祖很惱火，親自帶兵攻韓王信，並攻匈奴。結果在平城為匈奴圍困七天，經重金賄賂匈奴閼氏(皇后)以後，才得以安全退兵。事見《史記·高祖本紀》、《史紀·匈奴列傳》及《史紀·韓信盧綰列傳》。此後，漢高祖終於採納了劉敬的建議，用了一個假公主(漢宗室之女)嫁給匈奴冒頓(國王)，採取和親政策，這就基本上停止了北方的戰事。我們看劉敬說服漢高祖採取和親政策的話：“天下初定，士卒疲於戰爭，未能以武服匈奴也。”①可見劉敬主張北方罷兵，與陸賈是同一思路。

《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

　　南北兩個方向，戰事都停下來了，這才有可能真正改變戰時政治體制，實行和平時期政治體制。

　　文化偏低的漢高祖，治國遠遠高明於文化較高的秦始皇，這一方面是因為他出身低微，了解百姓情緒，另一方面則是他能聽取不同意見，較利於發揮身邊有政治頭腦的思想家們的作用之故。像陸賈那樣的頂撞，要能容忍和接受，確實也需要有些“豁達大度”的氣派；換了秦始皇，即使有十個陸賈，也早掉腦袋了。

　　《史記·律書》中有一段關於漢初實行從戰時體制到和平時期體制的戰略轉變的總結性論述，常不甚為後代學者所注意，其實，這段概括不僅敘述精到，而且還通過漢文帝的眼睛，訴說了漢高祖實行這一戰略轉變對政治穩定、百姓安居所起的重大作用，以及司馬遷對這一戰略轉變的高度評價，實為一項十分有價值的史料。，現在我們把這一段話，大致譯為白話如下：

　　“漢高祖擁有天下，三邊都有叛逆；大國之王雖然口稱願為蕃輔，其實並未真正臣服。恰好漢高祖厭苦軍事，蕭何、張良等謀臣也不主張打仗，所以偃武休息，對邊境的這些並沒有臣服的力量，採取羈縻的態度，而並沒有實行備戰的方針。

　　“到漢文帝即位以後，將軍陳武等曾經議論說：‘南越、朝鮮自秦代疆土完整時即已內屬為臣子，此後就擁兵阻厄，待機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附百姓，恩澤加海內，宜趁士民皆願為陛下效力之時，征討逆黨，以統一封疆。’

　　“漢文帝說：‘朕成年之時，根本就沒有想到當皇帝。正好碰到呂氏之亂，功臣宗室一起擁戴朕，使朕誤居大位，常戰戰慄慄，生怕有始無終。況且兵者乃兇器，雖然用兵能達到目的，但耗病國家，害苦了遠方百姓！又先皇帝知道已經疲勞了的民衆不可再加以煩擾，所以不以用兵為意。朕豈自謂能過於先帝乎？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枕戈。日久，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雖未能解除邊境敵對局面，願且堅邊，加強偵察，結和通使，休寧北疆，為功多矣！請不要議論打仗之事。’所以百姓沒有內外的徭役，能夠息肩而專事農田，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錢，鳴鷄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

　　“太史公日：漢文帝時，正好天下剛剛去掉戰火，人民樂業，順了人民的願望，能不擾亂百姓，所以天下安定。有的年六七十歲的老翁還沒有進過城，遨遊嬉戲就像小孩一樣。像漢文帝這樣的皇帝，真是孔子所說的有德君子啊！

　　漢高祖劉邦(前二五六－前一九五)，秦末農民起義的領袖之一，漢朝的開國皇帝。原名季，就是「老三」，做皇帝後，改名邦。沛縣豐邑(今江蘇豐縣)人。
　　劉邦出身農家，早年在家務農。30歲後，當了秦朝沛縣的鄉村小吏泗水亭長。多次到咸陽服役，看到秦始皇出巡場面，嘆息：「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嚮往封建帝王的威儀。秦末，罪徒相望於道，天下人心思叛。劉邦率逃役農民，隱居在芒、碭(今安徽碭山東南)。陳勝、吳廣起義，劉邦與蕭何、曹參、樊噲裏應外合，殺了沛縣縣令，起兵響應，轉戰豐、沛，被立為沛公。秦二世二年(前二○八)，受命西進，紀律嚴明，所過毋掠。前二○六年，率先入關，推翻了秦朝。
　　接著，項羽入關，劉邦在鴻門宴上委屈求全。項羽自稱西楚霸王，分封了18個王國。劉邦被封漢王，佔有巴蜀漢中。八月，劉邦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今陝西寶雞東)，還定三秦，出關東向，與項羽展開了歷時5年的楚漢戰爭，大戰70次，小戰40次。前二○二年，劉邦垓下(今安徽靈壁西)決戰，項羽「霸王別姬」，烏江自刎。二月，劉邦即皇帝位，定都洛陽(後遷都長安)，創立了漢朝，史稱西漢或前漢。劉邦重新統一中國後，仍衣不解甲，馬不卸鞍，又進行了7年的平叛削藩戰爭，消滅了在楚漢戰爭中權宜而封、圖謀叛離漢朝的韓信、陳豨、彭越、英布等異姓王，捍衛了西漢的統一。
　　西漢王朝是在農民起義的成果上，繼承了秦朝的很多遺產而建立起來的。　一入關，蕭何收拾了秦朝的律令圖書，這些律令圖書記載了秦朝的法律制度、關口要塞、全國戶口、各地經濟資料，為劉邦建國創造了有利條件。緊接著，劉邦宣布「諸吏人皆案堵如故」，原封不動地接受秦朝全部國家機器，設三公九卿，官制禮儀「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員，少有變故」，大體上繼承、實行了秦中央集權的國家制度和官僚政治體制。就是史所謂「漢承秦制」。
　　但劉邦勇於改革，盡管他沒有也無法拒受「秦制」這個歷史塞給他的遺產，却對「秦制」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在國家的權力上，他提高相權，委政蕭何，使丞相得以根據法令，便宜行事，職總百官，無所不統，成為名符其實的政府首長；對皇權有所抑制，皇帝詔書，無丞相副署即不得行，丞相有權「不肯平署」、「封還詔書」，改變了秦朝「天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的皇帝一人集權獨裁的格局。在國家組織體制上，「懲亡秦孤立之戒」，並行郡縣與王國制，朝廷直接統治15郡。當時，郡以及王國都具有較獨立的權力，朝廷僅委派大員任郡二千石大吏治民，郡守向朝廷承擔「上計」即財政與經濟責任，接受考課就行了；任命王國的丞相、太傅代表朝廷監督諸王，治理王國，這與秦高度中央集權的權力結構也是不一樣的。
　　更為明顯的是實行漢革秦政。還在入關之初，劉邦就採取了「順流而與民更始」的改革總方針，順應民心，改革秦政；並重點確定了「約法省禁」、「蠲除」的法制改革方針。他鑒於民「苦秦苛法久矣」，明令廢除誹謗法、族誅法、偶語律等秦苛法，宣布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後因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奸，命相國蕭何收拾整理秦法，取適宜時用的，作《漢律九章》。但《漢律九章》仍以約法省禁、蠲削煩苛為原則。漢以後歷代法律，都以《漢律九章》為藍本。《明史》‧〈刑法志〉說：「歷代之律，皆以九章為宗。」也有人評論說：「蕭何成九章，此關百代不易之道。」
　　劉邦還採取了一系列重農抑商的社會經濟措施。公元前二○二年，他一稱帝，就頒「復故爵田宅」令，招撫流亡，恢復避居山林的民人原來的爵位，歸還他們田地和房屋；推行「以有功勞行田宅」令和「復從軍吏卒」令，鼓勵從軍吏卒復員業農，按功勞分配給他們田宅，免除他們徭役，扶植地主和自耕農，重建封建經濟，發展農業。釋放奴婢，鼓勵「民產子」，解決農業勞動力。開放「故秦苑囿園地」，任民耕種，鼓勵墾荒。將秦毀滅性的強遷豪族政策修正為強本弱末，遷豪族入關，給以上好田宅，經濟優惠，來發展關中經濟。改秦末急征暴斂、徭役無度為輕徭薄賦，規定「輕田租」、十五稅一；將男子「傅」籍即役齡從秦的17歲改為23歲。不許商賈穿絲織品、操兵乘馬和做官，加倍交納算賦(人丁稅，一算120文)，來抑制商賈的無限度發展，使它不能傷農和害農。這些社會經濟措施很快醫治了戰亂的創傷，使漢初社會從戶口稀少、經濟蕭條、民生凋殘中復甦過來，有力地發展了社會生產。
　　史稱劉邦豁達大度、好謀能聽。他出身草莽，原不好儒。但在戰爭及治國實踐中，在臣下的勸諫下，逐漸改變了鄙薄詩書、輕士謾罵的態度和作風，不論出身，量才錄用。晚年，他下「求賢令」，要與賢士大夫共治天下，又接受陸賈「以馬上得天下，不能以馬上治天下」的諫議，虛心聽陸賈談詩書講仁義，採納陸賈《新語》所主張的黃老無為政治思想為主導思想，完成了漢初對秦政的重大轉變的實現。劉邦不僅為西漢王朝奠定了政治、經濟和法律基礎，還為漢初高、惠、文、景的黃老政治奠定了思想基礎。
　　公元前一九五年，他途經魯地，以太牢(牛、羊、豬三牲全備)祠孔子，開創了歷代王朝祠孔子的先例，也是漢代復興儒學之濫觴。
　　就在祠孔這一年，劉邦還鄉，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共飲。酒酣，擊筑自歌：
　　　　大風起兮雲飛揚，
　　　　威加海內兮歸故鄉，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這首有名的《大風歌》，總結了劉邦自己的戎馬一生，溢露了他創建漢朝偉業的喜悅心情，以及要求有更多的猛士來保衛國家，鞏固統一的強烈願望。四月二十五日，東征英布時所受的箭傷發作，在長樂宮病重去世，葬長陵，年62歲。

http://www.china10k.com/trad/history/2/22/22a/22a01/22a0101.htm



劉邦一統天下之後，在政治方面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部分地恢復分封，實行郡縣與封國並存的行政體系，亦即「郡國制」。原來在楚漢戰爭中，劉邦曾分封了一批異姓王，到立國後便予以鏟除，大立同姓宗室為王。


除了政治方面之部署外，高祖鑒於多年戰亂、民生凋敝，乃採取一系列措施來恢復、發展經濟。如減輕田租，規定「什五而稅一」。另又罷兵為民，凡入關滅秦的關東人，願留下為民者，免徭役十二年，歸里者減半。當時天子乘車配不齊四匹純色的白馬，而將相或乘牛車。


劉邦所建之西漢朝廷，向被稱為「平民政府」，其臣下則稱「布衣將相」。例如蕭何為沛主吏掾，曹參為獄掾，任敖為獄吏，周苛為卒吏，申屠嘉材官，陳平、王陵、陸賈、酈商等皆白徒，周勃為吹鼓手，樊噲屠狗，灌嬰販繒，婁敬挽車，韓信為游民，只有張良是韓相貴冑。這是因為劉邦由平民革命而創平民政府，有布衣皇帝自難免多布衣將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