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學者認為在中國之佛教中國化，何以故？翻譯問題?融合問題?取向問題？　?

　　據《佛本行經》記載，釋迦牟尼為超脫苦海，經6年苦行沉思，仍一無所獲。一日夜晚，他跌坐畢鉢羅樹下，下大決心，發誓「我若不證無上菩提，終不起此座」，至拂曉時分，突然徹悟「無常」(一切流變)與「緣起」(皆有因果)的道理。遂由此建立「四諦」和「十二因緣」說，認為人生之苦，在於各人「貪、瞋、癡」煩惱等「惑」，「身、口、意」活動等「業」，導致生死不息的輪回。唯有依經、律、論三藏，修戒、定、慧三學，方能徹底轉變自己的世俗欲望和認識，以達到超出生死輪回的最高目標「涅槃」。
　　然而，不論佛徒們如何以神秘色彩渲染它的教規，原始佛教卻是公元前六世紀在反抗印度貴族化的婆羅門教的現實土壤中產生的。它以「普渡眾生」的慈悲面貌以及日益發達的一套精緻繁複的名相分析，對掙扎在苦難深淵中的人民大眾，不啻一帖上好的精神安慰劑，遂得以廣泛傳播。從前三世紀摩揭陀國孔雀王朝阿育王開始，佛教不斷跨出古印度境外，傳入當時西域諸國，而進一步滲入中國，只是時間問題了。
　　當然，作為異質文化圈中產生的佛教要傳入中國，必須通過3個關隘：一是要適應中華民族文化心理的接受機制，二是要符合社會需要，三是要得到統治階級的提倡。
　　西漢哀帝元壽元年(前二)，佛教首先就是依附當時的黃老道術，被當作神仙方技一類傳入內地的。如漢明帝的異母弟楚王英「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絜齋三月，與神為誓」(《後漢書》卷72，〈楚王英傳〉)，將佛陀當成攘災招福的神來祭祀，完全混同於追求現世利益的本土民間信仰，這在佛教的原產地卻是沒有先例的。
　　漢魏以降，隨著安世高、支婁迦讖等譯介小乘禪學一系和大乘般若學一系的經論紛紛傳入內地，佛教已不甘與神仙方士為伍，而真正以哲學姿態向中國中世紀思想界開始進攻，但這種進攻仍是以依附的方式，同當時談風正熾的魏晉玄學結合，利用「格義」的方法，借玄學義理來談佛學。其結果，一方面是玄學做了佛學的先導，準備了佛學傳播的前提；一方面是佛學深化了玄學，而終於代替了玄學，取得了東晉至隋唐一個長時期僅次於儒學正宗的統治地位。
　　即使是在綱常倫理這個同儒家尖銳抵觸的問題上，佛教仍採用依附的方法。以屈求伸，把本來沒有的忠、孝、仁、義等內容塞進自己的體系。連大倡「沙門不敬王者」的東晉名僧慧遠也不得不表示：「常以道法之與名教，如來之與周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宣稱在佛儒之間尋到了融合點。除了理論的靈魂適應性，佛教還有兩套「方便說法」的本領以應付不同的人。一方面它有相當精緻而思辯的哲學體系，使統治階級的知識分子層紛紛折服：一方面它又有比中土原有巫術宗教更多的富於誘惑的因果輪回等迷信思想，不僅使「王公大人觀生死報應之際，莫不瞿然自失」(袁宏《後漢記》)，也極易騙取下層群眾的信仰。尤其是佛教注重通俗宣傳形式，制作種種俗講和變相如《目蓮救母經變》、《報父母恩重經變》、《寒號地獄經變》等等，更使它因適應世俗心理而得迅速傳播。可以說，佛教在中國傳播的過程就是它不斷脫胎換骨的過程，質言之，即是它中國化的過程。
　　但是，佛教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它傳播和繁榮的根本原因，還在於社會的需要。東漢統治集團的腐朽與豪強兼併的酷烈，使連年的流民暴動終於導致一場席捲全國的黃巾大起義，其後又是長期的軍閥割據混戰，造成中原地區的極度衰弱，使飽受階級壓迫和動亂之苦的勞動人民比較容易接受宗教的麻醉。誠如三國名僧康僧會所言：「佛沽省欲去奢，惡殺而非爭鬥，當民生塗炭，天下擾亂，佛法誠對治之良藥，安心之要術，佛教始盛於漢末，殆亦因此歟？(《法鏡經》序)。其時儒學早經兩漢讖緯神學和繁瑣經學的腐化而趨式微，而原始道教(太平道、五斗米教)又一開始就成了農民起義的旗幟，統治者為鞏固政權，緩和階級矛盾，則佛教便成為最佳選擇。而現實越是黑暗，佛教越是大放光明。西晉「八王之亂」後，中原重陷長達300年的戰亂。佛教幟盛，如火如荼。僅北魏延昌年間(五一二－五一五)，天下州郡的僧寺尼院便多達3萬餘所，計有僧尼200萬人。梁朝則寺院經濟膨脹，其所蔭庇的人口竟占國家戶籍之半。所謂「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實在只是輕描淡寫之辭。
　　探索佛教盛衰之因，固不可忽視統治階級的抑揚手段。於史著稱的「三武一宗法難」，表面上大多起因於道教徒挑唆皇帝排佛，實質卻是寺院經濟的畸型發展危及國家財政，如唐武宗會昌五年(八四五)，凡毀寺四六○○餘，歸俗僧尼二六○、五○○人，毀招提蘭若4萬餘，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15萬人(《舊唐書》‧〈武帝紀〉)。但此類劫難，畢竟少數，佛教主要還是得到歷代統治者的倡導。這一方面由於佛教具有上述緩和階級矛盾的作用，另一方面更由於佛教一進入中國，竟搖身一變，成了直接鞏固和維護封建專制皇權的支柱。北魏沙門法果便常說：「太祖明睿好道，即是當今如來，沙門宜應盡禮」(《魏書》‧〈釋老志〉)唐貞觀十四年，沙門法琳得罪唐太宗，死期將近，只因靈機一動說：「琳於七日以來，不唸觀音，惟念陛下……陛下即是觀音。」(《雪栖法匯》‧手著)。佛教即如此「嫵媚可人」，統治者自然不會不給面子。南朝梁武帝四次捨身佛寺，群臣以一億萬錢將他贖回，借以抬高佛教身價。武則天命薛懷義「日役萬人」，「所費以萬億計，府藏為之耗竭」，監造一尊特大夾紵佛像：「高九百尺，鼻如斗斛」，小拇指裏可坐下幾十人(唐‧張騫《朝野金載》卷5)。自唐代起，天子誕辰在宮中及寺院舉行法會，以及逐步完善的俗官制、度牒制等，都是印度和西域佛教所完全沒有的，顯示中國佛教濃厚的國家色彩。
　　在佛教作為信仰迅速傳播的同時，佛教哲學也因其內在邏輯同中國原有思想融合，使教理和宗派得到遠比在印度更為高度的發展。從東漢到南北朝蕭齊時代(一世紀至五世紀末)約500年間，可視為佛教在中國的譯介傳播階段。在此期間，經中外僧人頻繁的交流和譯經活動，大小乘經論和各色佛教傳記基本具備。兩晉時因對航空空義的不同理解，「六家七宗」應時而起。僧肇在其師鳩摩羅什所譯《中論》、《百論》等經論基礎上，對魏晉佛學和玄學作出批判性總結，而竺道生的「涅槃佛性說」同樣標誌著中國佛教學者擺脫依傍、獨力創造的嘗試。由南北朝蕭梁經隋唐以迄五代(約五世紀末至七世紀中葉)，是佛教的鼎盛時期。佛教典籍已極豐富，佛法之盛，甚至超過天竺。先是只有以經論師的涅槃、毗曇、攝論、俱舍等學派，繼則宗派紛紛創立，至中唐已有天台宗、法相宗、華嚴宗、禪宗、三論宗、淨土宗、律宗、密宗等，其中華嚴、禪、淨土各宗完全是中國化的佛教宗派。由宋至清，是佛教式微同時又是三教合一階段。這一階段的佛教表面上似不及隋唐時期的熾盛，但佛學精神和理論與中國封建傳統文化得到進一步融合，催生出中國封建後期的正統哲學宋明理學。佛教已真正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支柱之一。因而，研究中國歷史、哲學、文學，不研究中國佛教，那是不可設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