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農業改革对農民生活和国家經濟带来的正面影响?

一、 改革開放的巨大成果

　　(一) 改革後國民經濟的迅速增長
　　從1979到1998年的20年間，據日本學者小島朋之的研究，中國的國內生產總額(General Domestic Product, GDP)增長了6倍，1979年的國內生產總額是3624億元(人民幣，以下同)，1997年達到了7.77兆，年均增長率為9.8%，居世界第一，超過了世界各國的平均水平(6.5%)。1996年開始，實現GDP翻兩番(4倍)的目標，比鄧小平上台初預定的2000年提前5年，中國的經濟實力現在(1999年)已經位於世界第七，1997年的GDP為9020億美元，2000年為1.2兆美元，大約等於1950年美國的11.5%，或日本的13%。僅次於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以世界銀行為首的一些金融組織認為，如果用購買力平價來估算，中國已經具備了和日、美不相上下的經濟實力，到2020年，GDP將會是美國的1.4倍，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強國。工業生產在這20年間的年均增長率是14.9%，一共增長了15倍；國營企業的增長率為7.6%，集體經濟的增長率為19.7%，農業生產的年增長率為6.6%，比1978年增長了3.4倍。
　　帶來如此巨大的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有兩個，一個是開放的經濟，另一個是市場經濟的運行。對外開放以來，對外貿易總額年增長率達到了15.6%，1978年時還只排在世界第27位，1998年的對外貿易總額達到3400億美元，比1978年增長近20倍，一下子就上升到世界第10位。引進外資在改革開放前是一片空白，而1998年的累進總額已達到3483.5億美元。外匯儲備在1978年時僅1.67億美元，1998年底增至1400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二。
　　在所有制方面，非公有制企業也有顯著的發展，到1997年底，已有個體戶2851萬家，雇傭8名以上勞動者的私企有104萬家，1997年非公有制占GDP的75.8%。

　　(二) 國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1978年的人均GDP為379元，到1997年，增至6079元，年均增長率為8.4%。其中城市家庭的人均年收入從1978年的343.4元，增加到1997年的5160.3元，實際增加了16倍；農民人均年純收入增加了15倍多，從1978年的136.6元增到1997年的2090.1元，實際的年均增長率為8.1%。
　　收入增加，生活也較富裕，從恩格爾係數(食物占收入的百分比)來看，城市居民為46.4%，比1978年下降了11%；農民為55.1%，比1978年下降了12.6%，以前的耐久消費品叫「四大件」(自行車、縫紉機、手錶和收音機)，現在農民不僅購彩電、洗衣機、冰箱和音響，還裝了電話、空調、電腦、汽車等。居住方面，城市人均居住面積從1978年的3.5平方公尺增加到1997年的8.8平方公尺；農村則從8.1平方公尺增加到22.5平方公尺。
　　參與中國建設的香港商人胡應湘，自訂了一套衡量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準繩，稱為胡氏經濟指標。這個指標僅適用於開發中國家，共分為五個階段：階段一，民眾開始出外用餐；階段二，買新衣；階段三，消費者開始添購新家電；階段四，買摩托車、汽車或公寓；階段五，出國旅遊。大陸目前大多數人處於第二與第三階段，也有不少人已進步到第四階段。
　　正因為有了經濟的迅速發展，中國才開始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它的國際威信也逐步提高。國際威信的提高不僅喚起民眾的「愛國主義」意識，也充實了「愛國主義」的內容。


二、 改革發展成就之謎

　　美國學者拉迪(Nicholas R. Lardy)言，大陸在改革前的20年中，經濟成長率為年均4%，非官方所說的5%至6%，而自改革開放以後20年，年均成長率卻高達9%左右。1978年的全國人民GDP的收入是379元，至2000年高升至1130美元，之所以有此傲人的成就，根據諾貝爾獎經濟獎得主克萊因的分析，主要因素的分析，主要因素有六：(一)農業改革，(二)開放政策，(三)引進市場價格體系，(四)改善基礎設施(交通、運輸、能源、教育)，(五)計畫生育，(六)宏觀經濟政策。對於第三項而言，議價運動帶來了市場上貨物、服務、勞動力和資金等資源的更有效的分配。至於宏觀政策而言，中國目前還不能像西方工業化國家一樣對其財政、金融和商業政策進行總體的微觀調整，尤其金融方面的規章制度不健全最嚴重，所以朱鎔基任內對此項的努力特別重視。另外，對通貨膨脹採用緊縮信貸的方法外，也採用一些積極的工業和商業政策，和一些較為平穩的財政政策，以實現「軟著陸」，即稍微放慢增長的速度，更大幅度地降低通膨率，這些措施並未立刻見效，至1996-1997年則效果不錯，實現了無通脹的持續快速增長的目標。另外，香港經濟社會學者蘇耀昌等人，則從另一角度來分析，認為大陸經濟成就之謎主要為五種因素的產物：
　　(一)毛澤東的遺產。包括為中國共產黨建立了政治上的可接受性、強大的政府、紮實的鄉村基層組織、有效率的地方機構，以及無負債的經濟狀況，這五項使鄧小平推動現代化為可能。
　　(二)鄧小平主政的改革次序。採取漸進的方式，不採取薩克斯(Jeffrey Sacks)和科爾奈(Janos Kornai)主張的政治經濟一齊大手術式的改革「休克療法」，開始在農村進行較簡易的改革，再對較複雜的城市工業改革；另外，在實行經濟改革時，沒有將中央政府民主化。
　　(三)大陸得益於華裔資本家的關係網。因為大部分華僑或華裔(含臺商、港商)資本家，憑藉親屬關係和社會聯繫，在大陸做生意，賴以「禮品經濟」與地方官員建立主客關係，從而克服了官僚主義的障礙，也完全自主地在他們的工廠內實施資本主義的管理方式。
　　(四)改革的時機和地區環境都對大陸有利。1970年代末期，當時東亞新興工業經濟正在進行工業重組和重新部署，使香港、臺灣、南韓的資本家把勞力密集工業轉移到大陸，並在合作計畫中，與他們的大陸伙伴分享資本和管理技術，將中國引入全球的生產和銷售網絡中。
　　(五)由於中共仍掌握一個很強大的政府，不僅有能力推行改革政策，也有能力將新的社會力量(如雇主協會)融入政府的運作體系中，結果大陸的民間社會仍緊握在中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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