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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族本為一歷史的民族,中國古史早已歷經古人不斷努力,有一番卓越謹嚴而合理的編訂。
最著者莫如孔子之作《春秋》,與司馬遷之為《史記》。子不語怪力亂神,《春秋》「其文則史,其事則齊桓、晉文」,已為一部極為謹嚴的編年史,歷史觀念至是已絕對超出「神話」之範圍而獨立。司馬遷為《史記》,謂:「學者載籍極薄,猶考信於六藝」,自負以《史記》繼《春秋》之後。五帝首黃帝,三皇傳說早未列入。至史記所載五帝帝繫,後人亦多駁辨。(如三國時秦宓、北宋時歐陽修等)故三皇五帝之舊傳說,在中國歷來史學界,本未嚴格信守。
今求創建新的古史觀,則對近人極端之懷疑論,亦應稍加修正。
從一方面看,古史若經後人層累地造成;惟據另一方面看,則古史實經後人層累地遺失而淘汰。層累造成之偽古史固應破壞,層累遺失之真古史,尤待探索。此其一。各民族最先歷史無不從追記而來,故其中斷難脫離「傳說」與帶有「神話」之部分。若嚴格排斥傳說,則古史即無從說起。(即後代史亦強半由傳說追記,未必皆出歷史事變時人當身之記載。)此其二。且神話有起於傳說之後者(如先有關羽之傳說,而漸變成神話),不能因神話而抹摋傳說(如因看三國演義而懷疑及於陳壽三國志)此其三。假造亦與傳說不同,如後起史書整段的記載與描寫,或可出於假造。(以可成於一手也。如尚書之堯典、禹貢等)其散見各書之零文短語,則多係往古傳說,非出後世一人或一派所偽造。(以流傳普遍。如舜與禹其人等)此其四。欲排斥某項傳說,應提出與此傳說相反之確據。否則此傳說即不能斷其必偽或必無有。亦有驟視若兩傳說確切相反,不能並立(如謂某人某日在北平,而另一說則謂見其某日在南京),而經一番新的編排與新的解釋,而得其新鮮之意義與地位者。(如知某人乃以是日乘飛機自北平往南京也)此其五。
而且中國古代歷史傳說,極富理性,切近事實,與並世其他民族追述古史之充滿神話氣味者大不相同。如有巢氏代表巢居時期,燧人氏代表熟食時期,庖犧氏代表畜牧時期,神農氏代表耕稼時期。此等名號,本非古所非有,乃屬後人想像稱述,乃與人類歷史文化演進階程,先後符合。此見我中華民族之先民,早於人文演進,有其清明之觀點與合理的想法。
大體上研究古史,應有其相當之限度,凡及年曆、人物、制度、學術等等,過細推求,往往難得真相。
一因古代文化演進尚淺,不夠按年逐月推求。後世如劉歆《三統曆》以下迄於皇甫謐《帝王世紀》、邵雍《皇極經世》等書,無論其推算不可信,即謂推算無誤,亦往往歷數十百年無一事可考,豈不於研治古史仍屬徒勞。二則因古代文化演進尚淺,人物個性活動之事業尚少,若專從人物言行上研求古史,則仍是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一套舊觀念,不免多帶有神話與教訓之意味,亦不得古史真相。三則因古代文化演進尚淺,並不如後代有種種政治制度、學術思想等之並起,若從此方面研尋古史,則不脫漢代經學家「三代質文相禪」種種假想之範圍,所謂儒者託古改制,亦不能得古史之真相。
然古史並非不可講,從散見各古書的傳說中去找尋,仍可得一個古代中國民族活動情形之大概。此種活動情形,主要的是文化狀態與地理區域。
凡古書傳說中某王某國某地、都某城,與某國某君戰於某地,某氏族來自某方等,實為研尋古史地理之較有線索者;然亦有須經審細考訂處。如《史記》言黃帝:「東至海,西至空桐,南至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後人遂疑其行蹤之超逴,近於神話。不知崆峒本在河南境(莊子所言襄城、具茨、大騩、廣成、地望皆近。),熊湘(即熊耳山)與崆峒同在一省。釜山者,覆釜山,一名荊山(見唐書地理志),與華潼為近,所謂黃帝「采首山銅,鑄鼎荊山」是也。黃帝又與神農「戰於阪泉之野」,阪泉在山西解縣鹽池上源,相近有蚩尤城、蚩尤村及濁澤,一名涿澤,即涿鹿矣。然則黃帝故事,最先傳說只在河南、山西兩省,黃河西部一偎之圈子裏,與舜、禹故事相差不遠。司馬遷自以秦漢大一統以後之目光視之,遂若黃帝足跡遍天下耳。此就黃帝傳說在地理方面加以一新解釋,而其神話之成分遂減少,較可信之意義遂增添。將來若能與各地域發掘之古器物相互間得一聯絡,從此推尋我民族古代文化活動之大概,實為探索古史一較有把務之方向。
參考: 錢穆,〈第一章、中華華夏文化之發祥〉,《國史大綱(上)》,(台北:臺灣商務,1995),頁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