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 台灣人是不是普遍都看不起支那人呢?

「祖國意識」的破滅與轉變

　　基本上，日治時期台灣知識分子的祖國意識，某種程度只是自己「精神內化」一廂情願的憧憬想像，這是一種抽象的心理建構，並無具體的基礎存在。然而此種沒有實存基礎的祖國意識，一旦親身體驗，理想與現實巨大的落差，往往使他們原鄉夢碎悵然若失。吳濁流於中日戰爭期間，短暫任職於大陸，其親身體驗與感受頗具代表性。他在上海所看到的是，上海儼然是列強榨取中國的中樞，很多銀行、會社、高樓林立，建築也很豪華，住在租界的外國人妄自尊大，其旁若無人更令人憤慨。所以他只觀察幾天，就使他深感「做一個中國人的悲慘，洪水般的野雞，乞丐的奔流，都是為求生存的人們的可憐影子。」
　　在《台灣連翹》書中，吳濁流又提到「當我憧憬著那四百餘州廣闊無際的土地上，為著自由而而遠涉大陸，沒有想到原來中國大陸上也是屬於日本人的天下，因為在這兒也聞不到些微的自由氣息。像上海、南京，戰爭早已過了四年的時間，可是街道上卻清晰地遺留著戰爭殘骸的陰暗影子。街頭上，那些成群的乞丐們、失業遊民、野雞(娼妓)群、人力車群，彷彿洪水一般洶湧著。」
　　「我以為只要能夠走出臺灣，就和飛出籠中的鳥一樣自由，可是現在的大陸，竟和臺灣一樣，背後有日本憲兵的眼睛在閃爍。同時，在中國人這一邊，又把臺灣人視為日本間諜而不予信賴，處在這種境遇之下的臺灣人，決不願把自己的身分表露出來，往往說自己是福建人或廣東人，而在臺灣人同志之間卻用『番薯仔』這隱語。」
　　本來夢想美好的原鄉，在初踏上祖國的一剎那，換來的卻是「做一個中國人的悲慘」，這種心靈情緒的撞擊之大不言可諭。吳濁流所感受到「理想中國」與「現實中國」的落差，正是日治時代諸多台灣知識分子的共同經驗。例如彭明敏在《自由的滋味》回憶錄上也記載，他第一次到祖國旅遊，趁機將大陸與台灣作一番簡單的比較。它說：「他們對中國的廣大，印象深刻，對祖先的土地，也感到有些鄉愁，不過，就社會發展、工業化、教育和公共衛生方面來說，他們覺得比起臺灣，中國還有許多有待改善的。」
　　總之，中國的落後髒亂，貪污腐化表裡不一，毫無法治觀念，不守規矩，是使得甚多已接受日本教育，擁有近代西方觀念的台灣知識分子，初臨祖國所共同的疑惑，「這就是祖國嗎？」是台灣人在實地的走訪祖國後，所產生的心靈失落感，在他們的「祖國意識」上，打了一個相當大的問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