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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晉清談
東晉南渡,時代風氣掩過了個人思想,日常生活掩過了文字著作。那是一個輕妙而嬾散的時代。我們要瞭解那時人思想,應該從其生活態度及日常談吐中找。(主要如世說新語所載。)大體還是承襲西晉。一言蔽之,只是莊子思想之世俗化、富貴化,向秀、郭象佞人哲學之普遍實踐,當時談辨資料,除卻老、莊、易經外,尚有幾個大家喜歡討論的問題。(據王僧虔戒子書,見南齊書。)一是「聲無哀樂論」,此論乃魏、晉間嵇康所唱。哀樂不在外面的音聲,而在聽樂者的心情。若照此理推演,則外面實際世界一切事物變化,可轉成都不重要,重要的只在自己心懷裏。無怪中原塗炭,半壁偏安,他們還有興趣,捉塵清談,如若無事。二是「才性四本論」,此亦魏、晉間之辯論的老題目。(詳論已無考,只知傅嘏論「才性」同,鍾會論「才性合」,李豐論「才性異」,王廣論「才性離」,有此四派意見。)不論東晉的名士們,對此問題的異、同、離、合抱如何的見解,要之他們看重性情,認為是先天的、本身的,看輕才業,認為是遭遇的、身外的,則無可疑。如是則人生陷入虛幻玄想,最多是一種「藝術人生」,沒有「道德人生」積極向前奮鬪努力的一種堅強精神。
現在姑舉一例述之。據說當時諸名賢,盡都鑽味莊子逍遙篇,而不能拔理於郭、向之外。時有佛徒支道林,在白馬寺,論及逍遙,為諸名賢尋味所不得,此後遂用支理。卻說明了當時思想界之無生命,無出路,遂不得不降服於西方之佛教,支義大略如下:
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鵬鷃。鵬以營生路曠,故失適於體外。鷃以在近笑遠,有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興,遊無窮於放浪。物物而不物於物,玄惑不為,不疾而速,此所以為逍遙也。若夫有欲當其所足,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猶飢者一絕,渴者一盈,豈忘烝嘗於醪醴哉?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遙乎?(世說新語文學篇注)
這一說,卻把當時諸賢的時代病,一針見血地戳破了。郭象屢言「性足」,其實是認欲作性。一時欲望滿足,快然像似天真,南渡名士之競尚率真,其內容實如此。支公提出「無欲至足」一語,一時名賢,禁不住不低頭。但仍有王坦之,重為沙門不得為高士論,大意謂:
高士必在於縱心調暢,沙門雖云俗外,反更束於教,非情性自得之謂。
當時思想界大病,正為認性情不真切,正為其不自得,此在王弼、阮籍猶不免,遑論向、郭以下。當時人五情六欲,陷溺深了,卻還要縱心調暢,不束於教,這才不得不仰待西方佛法來振救。
參考: 錢穆,〈東晉清談〉,《中國思想史》,(台北:蘭臺出版社,2001),頁11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