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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1866年11月12日－1925年3月12日[註 2]） 本名孫文，譜名德明，字載之，號日新，又號逸仙，幼名帝象，化名中山。廣東香山翠亨村（今廣東中山）人，為醫師、中國的革命家、政治家、中華民族主義者、中國國民黨總理、第一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亦為中華民國國父。孫文在流亡日本時，曾有一個廣為人知的化名「中山樵」，其後以此稱謂對孫文的慣稱為「孫中山」。
孫中山早年曾受中國傳統教育和西方近代教育，認識歐美世界較深，通曉粵語、官話、英文，曾在香港華人西醫學院學習，曾經上書李鴻章要求滿清政府改革，後因滿清政府積弱不振，於中日甲午戰爭時，在檀香山創立中國第一個革命團體——興中會，後在東京合併改組為中國同盟會，擔任總理。倫敦蒙難後引發政治風波，使其在中外享有知名度，被多數外國人視為中國的革命領袖。而1911年的辛亥革命，孫中山革命爆發前曾在美國收到黃興的匯款電報，而辛亥革命主要是由中國同盟會中部機關部湖北負責人居正主導下，由受革命思想啟發的新軍團體「文學社」社長蔣翊武與同盟會會員組成的「共進會」孫葆仁主導發動起義[5][6]，起義爆發後黃興由香港北上武漢相助指揮，而孫中山在起義爆發隔日於報上閱得辛亥革命之消息，並未立刻歸國而是繞遠路抵達歐洲，遊說英、美、法、德政府與四國銀行團，要求列強保持中立與終止對滿清的貸款，並且支持中國革命[7]，雖未取得列強真正的支持，歸國後被多數革命者認為他的聲望與能力足以成為新成立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領導人物，因此，被選為臨時大總統[8]。
孫中山是最早提倡以革命推翻滿清統治，為建立中華民國的國民革命發起者，由他所提出的《三民主義》等政治綱領亦影響深遠。他是一位在海峽兩岸都受到敬重的革命家，中華民國尊其為國父而中國國民黨尊其為總理，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稱其為「中國近代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

http://www.ait.org.tw/zh/dr-sys-and-us.html

美國國會1882年通過《排華法案》，禁止中國勞工移民至美國並入美國籍。1895年10月26日，孫中山先生因首次廣東起義失敗，受到滿清政府通緝。次年1月，轉赴檀香山，因為清政府通緝，且保皇黨到處伺機破壞革命運動，孫氏不得作周密的安排。在親友勸說下，申領「夏威夷出生證明書」，於1904年3月14日取得。在申請表中填寫他是1870年11月24日出生於夏威夷歐胡島。就這樣，孫中山先生不僅入境美國本土，並獲得了美國公民身份。

1904年4月7日，孫氏從夏威夷乘坐「高麗輪」至舊金山，上岸時遭美國移民局扣留，被判決由原船送回檀香山。在華僑奔走協助下，聘請律師上訴，三週後，商務暨勞工部批准孫在美居留。孫中山先生獲釋後，即公開在美從事革命運動。

民國2年（1912）6、7月間，夏威夷商務暨勞工部移民服務督察主任與美國華盛頓特區移民領事總長，雙方討論孫中山先生在接任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職務的同時，是否便失去美國公民身份？結論指出：「孫中山先生近日於雜誌文章中表示他出生於中國，且不論其出生地為何，擔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一職，已完全確立其中華民國公民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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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四年金鼎獎頒獎典禮上，許倬雲院士拄著手杖，為了母親的辭世，真摯地流下孝思之淚。剎時間，整座會場肅寂無聲，觀禮者彷彿聽見淚珠滴落的聲音。一顆感恩的心，使他在生命歷程中活得偉大；也是學術領域上，使他不斷提升的原動力。一位不良於行的人，曾經擔任臺大歷史系主任，並且榮膺中央研究院院士，在異國大學殿堂上頭角崢嶸－如果我們不去了解他的奮鬥過程，以及那股發自內省、源源不絕的社會愛，那麼，很可能誤以為「成功端賴偶然」；更無法洞悉那份「以天下為己任」的器識了！】

　　基本上，我的求學歷程可以分成兩個階段－前半段由於先天的限制，和一般人稍微有點差異；高中開始則沒有什麼兩樣，說起來普通得很。
　　由於我是殘疾，幼年時候身體狀況比現在還差，無法完全照顧自己。父母親不放心讓我住校，所以不能和兄妹一樣上學讀書。加上時值抗戰，局勢混亂，跟隨先父東西轉徙，內地交通非常不便，山路崎嶇難行，只得留在家裏。雖然經歷了不少地方，也增加了不少見識，教育過程卻顯得很不規則。小學和初中等於沒上，直到高中才開始步入正軌。為了滿足求知慾望，只有想盡辦法，從其他方面來彌補。大致而言，文、史一類都是靠翻閱先父書架上的籍冊，自修而得；英、數就等兄姊們從學校放假回家教我。這段期間，先父因為職務繁重，四處調動，起初沒能完全教導我。直到抗戰勝利前兩三年，先父調回重慶，我們家住在南山，相聚的時間較多，才經常利用晚間燈下課子，開始指引我閱讀數學、地理和社會科學類書籍，並且講解作古文的方式和格調。
　　抗戰勝利後，舉家遷回故鄉－江蘇無錫，地形較平坦，生活也略為方便，開始進入私立輔仁中學就讀。
　　無錫地區人文薈萃，除了公立學校之外，私人興學的風氣也很盛行，所以私立學校非常多。輔仁中學規模雖小，卻有一個值得大書特書的特點：它是由一羣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關心鄉里發展的無錫校友，回鄉創辦的學校，地點正好就在東林書院旁邊。因此，可謂糅和了東林書院、聖約翰英文書院的精神和作風，成為一所很特殊的中學。眾所周知，東林書院的傳統，是明代清流人士的大本營。不專注於義理、訓詁、詞章；非常強調氣節的修養，以及實用的經世之學。這個傳統深中人心，代代相傳，早已蔚為風氣。影響所至，在無錫造成一股很特殊的精神，最近無錫同鄉在臺北聚會，錢賓四(穆)先生還特別致詞指出：
　　歷史上，無錫並沒有出過太多的狀元、宰相，沒有什麼仕宦之人；有的只是教育家以及實業家。雖然很少有人出類拔萃，卻都能夠苦幹實幹……
　　這股由一群清流人士造成的風氣，絕非僅止於一時或者標新立異；而是可以垂照於數百年，甚至數千年－從明末至今三百多年了，可以看出無錫人的作風，仍舊如此地擇善固執，始終是不屈服於威勢，耿耿直直地為人行事。
　　入學之前，我所接受的教育非常偏狹，考進輔仁中學的時候，文、史成績很好；英文、理化卻非常糟。因此，校方特別准許我先行試讀，一年之後不僅要達到及格標準，而且必須有所表現。此外，由於無法上體育課，就由家長向江蘇省教育廳提出陳情，也獲得了特准。如此，不僅解決了我的難題，更是一劑強心針，鼓舞我勇敢地，去面對「家」以外的世界。
　　我終於走進校門，走進教室，走上嚮往已久的求學正途。非常幸運的是，一開始便受業於許多好老師，所接受的化育之恩，沒有一刻稍有遺忘。例如國文李康復老師、英文沈制平老師、數學裘維琳老師……等等。直到今天，我都還能清晰記得他們的姓名。就才學而論，他們都是一時精選，足可擔任大學教授，卻絲毫不計較個人名利，甘心終身任教於一所小小的中學。這種完全奉獻教育、完全回饋社會，以及毫不苟且的作風，真正是中國傳統所謂「身教」的典範。由於校長不常到學校來，李康復先生還兼任校務主任。當時行政體系分工不像現在這樣細，所以李先生就等於實際上的校長。每逢他看見不肯用功、調皮犯規的同學，也不訴諸打罵，只帶著他們到東林書院祠堂外，一座小松林的石板上，諄諄講述東林先賢的事蹟，藉著精神力量來感化桀頑不馴的個性。輔仁中學的高、初中部，分別位於書院左、右邊，因此，東林書院就成了大家心目中的精神堡壘。在這樣一個環境當中成長，無形間便培養出景仰先賢、效法先賢的心態。這一點，始終是我引為慶幸、自豪的事。
　　在課業上，因為過去在家庭中，接受過許多文、史知識的浸淫，相形之下，這方面不需要太過著力，甚至超越同學甚多。如此，便可以將大部分時間、心力，投注在成績較差的課目上。所以，到了第二學期，我就提早成為正式生了。由於學校成員較少，彼此認識，也都能互相照應，給予我生活上很大的方便。這樣的溫馨環境，大家自然非常珍惜同學間的情誼；雖然已經畢業了幾十年，在大陸的同學，於巨劫之後，大部分都還保持著聯繫。自己常想：像我這樣一個行動不便、未曾出過遠門的人；如果開始就踏進冷酷的社會，所受的打擊必定不小。因為，當時對許多人情世故，還缺乏足夠的免疫力，而我卻是那麼樣地受到幸運之神眷顧，飽嘗恩寵，在溫暖環境中身受其惠。
　　那個時代，大家無論上、下課，都把心思擱在書本上，彼此切磋。不但課餘有讀書會，假期之中也有，我個人就主持了好幾個讀書會。當時社會風氣還很保守，高中生不像現在流行男女戀愛，倒沒有造成心理上的障礙。記得當時教室有五排座位，三排男生、兩排女生，學期結束後，男女生座位間的地板，仍然保持清晰的紅色油漆，沒有人踩過。我雖然無法上體育、童軍課，但由於學校本身不太注重這些，也不致成為別人衡量的單一標準。更重要的是，同學們雖然在各方面費心照顧，卻不讓我感覺真正缺少些什麼。他們給我均等的機會，參加各類學生活動，使我可以毫無顧慮地參加，甚至在許多場合居於領導地位。
　　正因為我的前半段教育比較偏枯，經過自省，認為必須花費更多氣力去彌補。等我實際做了，發覺並沒有太大困難，而且很快就超越同學，於是產生了自信心。當然，也因此有過令自己警惕的事情：高一下學期的時候，我有一門功課得了滿分，開始顯得沾沾自喜；第二年上學期竟然跌落到六、七十分！這次教訓咎由自取，使我一輩子都不敢稍忘。直到今天我仍然時常自我提醒：「鬆懈便是落後的前兆！」此後便沒有一刻不存警惕之心了！
　　輔仁中學規模雖然小，但是素質之精，極為少見。畢業學生通常一半考上清華大學，一半考上交通大學。而且全部都在自己所學的領域中，持續不輟。以我的班上為例，同學們最近差不多全都聯絡上了，除了幾位女同學，幾乎全部在學術界貢獻心力。雖然大家都很注重功課，各類學生活動還是非常頻仍。當時在江南一帶，大學生有大學生的活動，中學之間也有所謂「江南學聯」的組織，發展得很蓬勃。輔仁中學雖然人數不多，卻在「學聯」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除了遊行，我因為身體情形不能參加之外，其餘活動向來都是不落人後的。甚至，曾經一個人編寫整版壁報，從刊頭到內文，用了好幾種不同的筆名，這也算是難得的經驗。那樣的一所學校，恐怕放在今天來看，也稱得上是「鳳毛麟角」。其實，那時候升學競爭的激烈，並不亞於今天的大學聯考；大家在沈重壓力下，還能熱心參與各項活動，大概和無錫人「讀書切實，做事認真」的風氣，有相當大的關係。
　　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淪陷，神州失色，我們舉家跟隨政府撥遷來臺。幸賴政府多方照顧，我以流亡學生的身分，被分發到省立臺南二中。由於攜帶來的輔仁中學學歷證件裏頭，有免上體育的記載，很輕易就獲得特准，不致造成什麼麻煩。臺南二中訓育主任王嘯雲老師知道我的情形，也特別給予許多方便，讓我和二姊夫李模的弟弟－李祖慈住在同一間寢室，生活上可以就近獲得照顧。當時大學入學還沒有開始聯招，而且每所院校都是在同一天舉行考試。由於只有一校三院－臺灣大學、師範學院、工學院和農學院－我住在臺南，行動不便，就由舍弟同學的母親方伯母，即方東美先生的夫人，代為到臺大報名。
　　考進臺大外文系後讀了一年，中、西通史都名列前茅，而且入學考試的歷史成績非常高，很受到文學院沈剛伯院長、歷史系劉崇鋐主任的注意，認為我的趣向是歷史，應該轉系。於是我想：兩位史學界巨擘都如此勸告，必然有他們獨到的看法。而且，當時臺大歷史系，可謂集學術界精英的大成，研究風氣和成就，是幾十年來空前未有的盛況。第二年，我終於轉進了歷史系。
　　歷史系畢業之後，接著考進文科研究所，研究所的主要課程，幾乎都在人類學系上課。另外，我雖然轉離了外文系，並沒有完全放棄那兒的課程，仍然修畢英國散文、戲劇、英國文學史……等等。所以我在臺大讀了四年大學、三年研究所，等於修過半個外文系和半個人類學系，加上全部歷史系的課。這段期間，校方給了我許多優渥的殊遇，可以優先分配住校，可以跟雙胞胎的弟弟住在同一間寢室。最讓人終身難忘的是，師長和同學百般照顧，卻純粹出於自然，發乎內心，不帶絲毫憐憫的眼光。李宗侗先生為了顧及我的身體狀況，晚上特地在家裏上一堂課，並且派三輪車到學校接我。董作賓先生乾脆就在研究室授課，晚上也不回家吃飯，買了幾個包子饅頭，師徒倆就一面啃饅頭，一面上課。此外，我也繼續受到同學們的關愛；舍弟和同宿舍的朋友，經常用腳踏車載著我進進出出，解決了許多行動上的不方便。這些師恩、友誼，都是我終身銘記，卻無法一一回報的虧欠。
　　內人原本是我在臺大歷史系的學生，比我小十二歲。在她還是學生的時候，彼此接觸不多，還沒開始談戀愛。民國五十六年，我到哈佛大學訪問，次年回國，當時，她已經在中央圖書館工作，並且任教於聖心學院，見了幾次面，才開始交往。慢慢發覺很談得來，由於離開校園，排除了師生關係的侷限，更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去看對方，然後便步入了結婚禮堂。因此，關於我的殘疾，也許反而是因禍得福，正好形成一層天生的過濾板，能夠通過考驗的情愛，才是最真摯、最沒有世俗偏見的情愛，未嘗不能算是種意外收穫。
　　如果真要說這輩子有什麼挫折的話，就是在我考取研究所後的第二年，有一項獎學金，是旅美華僑李國欽先生捐贈給臺大，每年考選兩名學生赴美深造，報考資格必須是各系成績最優者。那年我以第一名的成績通過考選，卻遭到基金會回電拒絕，沒有其他理由，只因為我是殘疾。這項決定對我的意義，並不能決定出國深造與否，而是生平第一次遭受到拒絕。同時，這也是我唯一被拒絕的一次。錢思亮校長對這項決定感到非常不平，便積極和時在紐約的胡適先生聯繫；胡先生為了幫助我，不知道有多少次下鄉，去見徐氏基金會創辦人徐銘信先生，希望替我爭取另一個機會。由於不能預卜結果，就在錢、胡兩位先生多方奔走的同時，我一面攻讀碩士學位，畢業後進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這時候，獎學金也核准通過，我便負笈往美國芝加哥大學深造。兩位先生在當時都已望重學林，卻對我這麼一個後學晚輩，付出極大的心血。除了努力去達成他們的期許，實在沒有其他途徑，足以報答獎掖後進的恩澤。值得一提的是，徐氏基金會的創設，乃是徐銘信先生認為國家建設，亟需科學界的投入；所以，從來不曾在人文學科方面捐贈過獎學金，這是空前未有的一次，並且以後再也沒有過類似的捐贈。
　　到了美國，在人地生疏的情況下，我仍然受到了幸運之神的恩寵。由學校安排住進最方便、路途最近的宿舍。也免去許多不必要的麻煩，並且，在第一次新生體檢時，醫學院骨科覺得我的病例很特殊，願意免費診治。不過，由於沒有前例，而且屬於實驗性質，誰也沒有成功的把握，因此，要求先簽寫志願書。我經過多方考慮，雖然是冒著風險，但總有矯治的機會。所以，我在芝加哥大學讀了五年書，也接受了五次的手術。放假就住進醫院，開學才出院，有時候因為病情關係，開學了還不出院。最後和醫院人員混熟了，簡直是以醫院為家，傷風感冒就回病房取藥；指甲長了，就回去請護士幫忙修剪。
　　芝加哥大學圖書館主任錢存訓先生，是一位中國教授，在開刀期間，夫婦二人天天到醫院探視病情，把我當做子姪一般看待；平常住院期間，也都靠他們開車接送，奔波於學校、醫院之間。還有一對劉鎏伉儷，視我如手足，經常費心照料生活起居。此外，教授埃及學的威爾森先生，每逢我剛開完刀不能返校上課，就特地到病床旁邊講授。在美國，我不但飽受了同胞的溫情，更有異國情誼的雨潤－雖然膚色、髮、眼俱異，但許多善意、溫厚的手掌，卻紛紛穿越種族隔閡向我伸來。
　　獲得博士學位之後，我隨即束裝返國，擔任中研院史語所副研究員兼任臺大教職，俟後又擔任系務。沈剛伯、李濟之兩位先生，教導我許多行政經驗。舉凡擬訂發展計畫、寫預算表、批公事……等等，即使再瑣碎的小事，也不肯稍有遺漏。並且給予許多機會，襄助他們工作。李先生在某些地方，根本就全部放手讓我去做。現今的年輕人，很少有人能夠獲得師長親手、毫不保留的提攜；而我在求學和工作歷程上，卻不斷接受到這些優遇。這是同輩學友當中，很難獲得的際遇。兩位不同性格的上司，竟然在同時教導我這些！他們時常教誨我：讀書固然是需要投注心力，但也必須學會如何演講，如何寫各類文章，如何去關愛周遭的環境和人，而且有效率地實現理想。這些，對我的啓示和日後幫助非常大。中國傳統觀念裏，能夠如范仲淹「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胸襟，才算是真正的知識分子。而在近代分科教育下，固然可以塑造很專門的學者，卻很少有機會，讓這些學者扮演公眾角色、社會角色；甚至缺乏「決策者的素養與能力」，這種器度的培養，不是整日埋首經籍典誌之中，可以學來的。因此，錢思亮校長也常常派我擔任許多委員會的委員，讓我熟悉各類工作。他們的期望，也是我始終努力不懈的目標。
　　在學問的鑽研上，我一直秉持的觀念、作法，和許多人沒有什麼兩樣，那就是：讀書要有計畫。我的興趣很廣泛，各個求學階段，甚至接觸到不同種類的課程。相對的，我所要做、要關心的事情，也跟著增多；但一切仍然以社會的和諧、進步為中心。不過，大致上研究的還是社會史。大學和研究所時代，所受的訓練是歷史學、人類學；在美國深造期間，則是專攻近東考古學和社會學，同時，還觸及一些宗教學的領域。
　　這麼龐雜的訓練，在我看來，並沒有浪費心力。配合到一起，讓我在看問題時，可以從各種角度去觀照、探索，發展的可能性也比較大。整個求學過程中，大家可以看到我的經歷，事實上並沒有什麼秘訣，就是不敢疏懶－讀任何書都一樣；譬如讀《周禮》，是原文連同註解，逐字逐句地點讀下來，這樣雖然很耗費心力，收穫卻也跟著加大。這一方面，芮逸夫先生給我的訓練非常重要；芮先生曾經在某個暑假，囑我把《左傳》人名做成譜系表。那是項很繁浩、也很瑣碎的工作，其中不能夠稍有閃失。試想，從那麼多人當中，要尋找彼此間的關係，可真是一個字也遺漏不得呀！因此，在那個暑假，《左傳》前前後後幾乎讀了四、五遍。直到今天，隨便從書本上挑出一段，我都還能知其本末。這是實實在在的死工夫，絕對沒有竅門；然而，卻不會成為白費的工夫。
　　另外，在著手研究某個專題期間，所翻閱的文章，未必完全契合當時需要，甚至和所寫的題目根本毫不相干，照道理講是在浪費時間；不過，這些觀念、材料留存於腦中，未必是「備而不用」，說不定哪天就會派上用場。所以，研究工作根本就是死工夫，沒有近路可抄。資料儲存多了，便能從足夠的材料中，發展出另一套觀念。這還不夠，必須再拿相關的觀念、理論，一家一家來嘗試、測驗，才可以表現出無謬的邏輯性。大的架構搭建好了之後，你會發覺材料已經蛻化，具備有機的意義，而原來的理論卻不見了。
　　關於自修，我倒沒有硬性規定自己，每天非得寫多少字、看多少書不可。可是無論如何，仍然會閱讀一些相關的書籍、論文。甚至可以說，這已經成為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至於寫些小雜文，偶而為之，倒不能算是做功課。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沒有過去所受的訓練，尤其是思考訓練，就我個人而言，所寫的可能只是舞文弄墨，缺乏邏輯性，絕對無法讓人信服的。此外，平常閱讀中如果略有所得，會做成卡片妥存，現在由於設備很好，可以複印收集，倒也省去手抄的麻煩。
　　大家從我身上，可以很清楚看見，始終背負了太多的師恩、友愛；而所能回報的究竟有限。所以，總覺得有許多債務等著去償還，必須窮畢生之力回報社會。因此，回國後我在臺大、中央研究院兩處工作，就是秉持著這個信念。剛才曾經提到，今天很多人都缺乏師長親手提攜，而我這輩子卻接受了太多。從小至今，每一段歷程都有人幫助我，從來沒有以我為目標，刻意去傷害我。除了感激之外，慚愧的是不能如他們所願，把每樁事都做好！(沙笛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