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釋之從社會結構因素的論點請論述當年政府（1949～1987）統治正當性危機的背景為何?

　　1949年戡亂失利，大陸淪陷，國府播遷來台後，在政治架構上，最令人詬病及荒謬錯亂的是，其雖仍堅持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但其統治的合法性卻大有問題。其中最大的問題是神州陸沉，使得號稱代表人民的中央民意代表無法改選，無法新陳代謝，更無法展現真正的新民意。
　　1951年5月，此窘境初次浮現，因為按照憲法「立法委員任期3年」、國大代表和監察委員任期6年之規定，第1屆立法委員的任期已滿，依法應重選出第2屆立法委員。但因大陸淪陷，2屆立委充其量只能在台灣選出，以台灣一隅之地，如何具備全國的代表性。如此一來，法統勢必有中斷之虞，而且根本無法代表全中國之民意。為延續所謂的法統，蔣只能尷尬的商請立法院，請第1屆立委繼續行使職權。
　　坦白說，總統是無權干涉民意代表的去留，因為立委只能對選民負責，任期一到即須下台，此事與總統無關，故蔣此舉實甚荒唐；而立委自肥，以法統之名續任下去，更是可惡。另就中山先生「五權分立」原則，行政院是對立法院負責，與立法院為平行機關，如今行政院反倒通過決議，薦請總統商議立法院，這不僅顛倒了兩院的關係，且行政院根本無權去決定立法院的命運。
　　但未幾，3項中央民意代表任期均將屆滿，此問題更形棘手，如何一勞永逸解決此窘境，委實令國府傷透腦筋。最後，集思廣益，終於想出一招，決議「國民大會代表每6年改選1次。每屆國民大會代表之任期，至次屆國民大會開會之日為止」。以「次屆」開會為前提，換言之，倘「次屆」開議不了，這屆代表就永遠續任下去。此自欺欺人的做法，經蔣同意後，於1953年9月23日，轉告國大秘書長洪蘭友遵照辦理。而為取信國人，蔣更搬出重量級人士，此即民國元年首任的司法總長，時任司法院長聲譽德高望重的王寵惠出來背書。
　　10月5日，司法院長王寵惠宣稱，第1屆國大代表任期，必須至下屆代表會開會始告終了。但因第2屆國大代表始終無法產生，故第1屆國大代表成了全世界史無前例、獨一無二的「終身代表」制，簡直貽笑大方，荒謬透頂。國大代表任期如此解決，立、監委員任期問題也比照辦理。1954年1月29日，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透過釋憲會議，宣布「在第2屆委員未能依法選出集會與召集以前，自應仍由第1屆立法委員、監察委員繼續行使職權」，經此一番曲解，立、監委員亦成終身職。從此，國府的國會組織，在未能反攻大陸以前，將成為永不能改選的「萬年國會」，成為全世界民主之笑柄。此皆國府為堅持唯一合法代表全中國的假象，所付出的代價，而這代價又是建立在犧牲台灣真正民意的基礎之上。
　　中央民意代表任期問題，雖暫獲解決，然規定中的「法定多數」亦為一燙手山芋，因為按照憲法實施程序，國民大會、立法院、監察院等國會機構開會，出席者必須超過半數才能開議。有些會議的召集甚至門檻更高，必須要有2/3以上代表出席，出席代表3/4決議，方為有效。因此，有關「法定多數」的問題，誘使國府煞費苦心。為一勞永逸解決此惱人問題，還是釜底抽薪的從法源上著手。1953年12月，國民黨修改《國民大會組織法》，先是以1/3取代1/2的開議人數，繼則在1960年2月12日，仍由大法官會議作出釋憲，宣布「憲法所稱，國民代表大會總額，在當前情形，應以依法選出，而能應召集會之國大代表人數，為計算標準。」從此順當地解決了困擾多年的「法定多數」的問題。
　　依同樣辦法，立法院和監察院的總額，也以「能應召集會者」為準計算。以此總額為基數，制定各類法案所要求之票數限制，即可迎刃而解。國府即以這些法寶，自認合法的維持其在台灣的威權統治。於是國府在台灣，其代表民意監督政府的國會，成了無法改選的「萬年國會」；無法更替改選的中央民代，成為「萬年國代」、「萬年立委」、「萬年監委」。雖然國府後來稍微補強台灣的民意代表，舉辦若干次增補之舉，但其名額，仍是杯水車薪少得可憐。尤其可譏的是，這些所謂的「中央民代」，他們為圖自己的既得利益，不但無法反映台灣人民真正的民意，且根本是國府的橡皮圖章。其背離民意之代表資格，後來常被台灣人唾罵為，戀棧職位的「老賊」、「怪老子」，實屬咎由自取。
　　當然，其中也有若干不戀棧權位之民代表，如國民黨之少數開明派，以及一些民、青兩黨的代表，或無黨籍代表。他們曾為阻止某些踐踏民權的法案通過，或為行使憲法賦予民意代表的權力，而與當局發生衝突。為維護民主憲政，他們也想盡一份民代之職責，唯其自身缺乏民意基礎，自難獲得多數台灣民意的奧援，因此也無法積累實力與當局抗爭到底，最後，仍不得不低頭妥協告終。所以說，他們其實也是大時代的悲劇者，在台灣的「國會」，時移勢轉，既不能代表大陸民意，也無法代表台灣民意，其怪誕情境，可想而知。
　　幸而國府在台灣，尚能實施孫中山之「地方自治」基本主張。此為國府在台灣所實行，最有積極意義的政治措施。因著地方自治，人民有權選出自己理想的基層領導人。地方自治主要是選舉各縣市之地方首長及基層民意代表，有了地方自治，使反國民黨的政治人物，有一直接向人民表達訴求的機會，進而有可能在競選中獲勝，而當上縣市長、縣市議員，乃至省議員或中央民意代表。如早期台北市長吳三連、高玉樹，高雄市長之楊金虎，及後期省議會之「五龍一鳳」的許世賢、郭國基、郭雨新等台灣本土菁英，均循此管道而叱吒政壇。從這意義上講，地方自治可說為反對人物開闢一條參政管道，儘管此管道路障重重，但畢竟有總比沒有好。
　　諷刺的是，國民黨治台這半世紀，每一次的選舉，雖然自己也有所斬獲，但更有意思的是，都將一批批反對派人士推向政壇，為爾後台灣反對力量累積豐富能量，凝聚更多支持民意。所以說，每隔幾年的選舉，不啻是對台灣人民的一種民主政治訓練，它提高民眾的政治意識，鼓動百姓的政治熱情，不斷地吸引人們介入民主政治的實踐。
　　台灣人在日治時代，對民主思潮原本就不陌生，只不過戰後「二二八事件」，使台灣人一度對政治保持冷漠態度。但國府治台後的地方自治選舉，又燃起台灣人的政治熱情。故論其貢獻，可說對台灣人民主觀念的普及、民主力量的形成，乃至政治民主化取向的確立，都起了推波助瀾的功用。八零年代台灣民主政治的開花結果，坦白說，長久以來實施的地方自治是功不可沒的。當然，這強大的作用，是當初國民黨所始料未及的。

不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