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 毛澤東利用「紅衛兵」奪權,還主張「破四舊,立四新」,請問為什麼學生願意去做「造神(毛)」運動,不分是非進行文化大革命,這樣的破壞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而毛澤東為何又只煽動學生而不煽動其他階層?請就當時環境、毛澤東、後續影響進行剖析。?

2016-06-19 10:21 am

回答 (1)

2016-06-19 3:24 pm
紅衛兵活動

  文化革命小組和林彪的軍方大力鼓勵於上,大學生和中學生最先響應毛向現行當局造反的號召。其中一些人是真心為毛的文革理想和目標所激勵,一些人則為了在學術界和政治界謀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另一些人則被黨的機構組織塑造成為「造反派」,以扭轉毛派攻擊的矛頭。動機和目的多樣,青年運動亦極端複雜,派別眾多。
  1966年5月,北大哲學系有聶姓講師帶領學生在校園貼一張大字報,指責學校當局壓制學生對吳晗事件的討論,號召「一切為革命的知識分子」參加戰鬥,學校黨部立即把大字報撕下,並處分參與者。但一週後,毛卻歡呼該大字報是「60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並下令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人民日報》廣播、刊登此大字報的內容。學生造反派不只向學校黨部和校方管理機構進攻,而且學生之間很快就互鬥,因劉少奇在6月間,匆忙指示大、中學的黨部,由享有特權的黨幹子女組織起來,支持學校黨委,試圖把文革的攻擊矛頭從毛的「當權派」目標轉向「資產階級權威」和那些階級「出身不好」的人身上。前者指對政治進攻毫無反抗能力的著名知識分子、教授、教師、作家等,因知識分子是最容易被視為「資產階級」的集團;「出身不好」則指以前的地主、富農和資本家的子女以及知識分子的子女。他們還發明「血統論」(或「自來紅」理論),宣稱他們自己繼承了革命父輩(現在是官員或幹部)的革命精神,而造反派卻是他們所說的「出身不好」的學生。毛派學生與劉派學生在1966年夏,雙方口誅筆伐,且常常動手,兩派都宣布自己忠誠於毛思想和毛本人,並對毛思想作出不同的解釋。直到7月下旬,毛的造反派制伏了劉派。毛令從學校撤出工作組,譴責了「這50天的白色恐怖」,造反派乃可不受黨組織的命令約束,而按毛思想自由建立自己的組織,他們以紅衛兵的身分出現。
  8月初,佩戴著標有「紅衛兵」字樣袖章的青年學生開始出現在北京街頭,幾個星期內,全國每一所大學、中學都建立了組織,數以千萬計的年輕造反者集合在「造反有理」、「不破不立」的口號下,充斥在全國城鎮的大街小巷,宣傳毛思想中橫掃一切一切「牛鬼蛇神」的指令,他們湧向北京。8月18日,數百萬紅衛兵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以戲劇性的方式受到毛的接見,太陽升起時,毛像神臨人間般出現在天安門的城樓上,鄭重地戴上紅袖章,因而他不只是他們的「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和偉大舵手」,而且成為他們的「偉大統帥」。
  8月初召開的為期12月的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十六條」,許多非毛主義的領導被排斥,由紅衛兵取代。「十六條」明確規定這場運動的目的是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另一個目的是除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並明言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主要是在黨內,來自黨內的最高領導人,因此清洗的任務不能按過去整風運動的方式來進行,而是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十六條」並宣稱文化革命委員會及文化革命代表大會,不應當是臨時性的組織,而應當是長期的、常設性的群眾組織,它不僅適用於學校、機關,也適用於工礦企業、街道和農村。8月「砲打司令部」3個月之後,劉少奇不再在公開場合露面,1968年11月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中,被開除黨籍,並撤銷一切職務。
  8月18日的天安門集會後,紅衛兵以好鬥的姿態走入北京和其他城市,討伐「四舊」,不理會上級的節制,宣言要「把舊世界打個天翻地覆、人仰馬翻、落花流水,打得亂亂的,越亂越好!」1966年的最後幾個月,數百萬的紅衛兵拿著毛的畫像,揮舞著毛的「小紅書」,走遍全國各地,開展著一場反對過去封建主義的各種象徵和當代資本主義階級影響的運動,占領博物館及住宅,舊書、藝術作品、宗教物、儒學課本、貝多芬的唱片等被抄洗,扔進垃圾箱。破四舊後,轉向攻擊當權派,黨的官員和行政幹部被抓,戴高帽子遊街,被迫在群眾大會上承認自己的罪行,受到肉體上和精神上的污辱,許多人被打死或被逼自殺,知識分子是首當其衝的犧牲者,如作家老舍,被迫於8月下旬跳北京太平湖自殺。
  紅衛兵並非完全沒受到挑戰,在工廠和人民公社常遇到流血戰鬥,但更大的流血戰鬥則在紅衛兵組織之間,保守派和造反派陷於無盡的暴力與報復循環之中。由於他們不受限制,人民解放軍又奉命幫助紅衛兵,他們可免費乘火車、公共汽車、卡車,所到之處,均提供食物和住宿,但此更加助長紅衛兵大串聯。10底宣布的中、大學在到校學生所剩無幾的情況下繼續停課,亦無濟於事。毛不便對運動限制,而林彪等人卻對他們給予更多的讚揚,而不批評他們極左的行為。他們繼續穿過農村,進行「長征」,把自己鍛鍊成「革命的接班人」,他們免費遊遍全國以交流「革命經驗」,繼續猛烈地「砲轟地方黨組織的司令部」,揪鬥幹部及知識分子或可以冠以政治成分狼藉的人。1966年底,北京文革小組眼中,紅衛兵已失去了其政治用途,他們會使全部黨機構有導致無政府主義的危險。
參考: 王綱領,〈第二十一章、從劉、鄧的調整到文化大革命〉,《中國近現代史》,(台北:華岡出版部,2007),頁209-213。


收錄日期: 2021-04-30 21:4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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