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兩萬五千里流竄 為何我們也要稱為"長征"?

圍剿共軍

　　(一)中共叛亂之擴大
　　中共自民國16年底發動各地暴動失敗後，其殘部毛澤東、朱德等人，先後會合於湘贛邊界之井岡山，與當地土匪王佐、袁文財等部結合，建立所謂「工農紅軍」的叛變武力。當時其兵力薄弱，未能構成大患；政府亦因討伐18、19年間各地軍人的叛變，未能進剿。經過3年的休息與發展，中共已在贛南建立其「中央蘇區」，兵力約為6萬人，活動區域達120餘縣，且多在皖鄂湘等地邊境從事清算鬥爭及武裝叛亂。19年7月，且一度乘中原大戰正酣之際，攻陷湖南省會長沙，搶掠燒殺，引起國際的注意，加深中央政府決定剿滅中共的決心。

　　(二)五次圍剿
　　民國19年12月，政府於敉平各地軍人叛變之後，開始對贛南「中央蘇區」的共軍進行清剿，前後5次，概述如下：
　　1.第一次剿共軍的司令是南昌行營主任兼省政府主席魯滌平，於19年12月分東、西、中三路推進。中路軍於初步獲勝之餘，孤軍深入，不幸陷入共軍的重圍，致遭敗績。第一次圍剿行動，於20年1月3日結束。
　　2.第二次圍剿，開始於20年4月，軍政部長何應欽任總司令，初期亦突破共軍陣線兩道，但共軍採堅壁清野，隱匿主力，復恃熟悉之地形與消息，對剿共軍實行擊破，為期兩個月的第二次圍剿，復告失利。
　　3.第三次圍剿，開始於20年7月，何應欽為前線總指揮兼左翼集團軍總司令，陳銘樞為右翼集團軍總司令，由東西兩路攻入，共軍在戰區內左竄右突，逃避作戰，但其主力終被發現，剿共軍主力立即跟蹤追擊。但8月中旬，粵桂軍北侵湖南，部分國軍調入武漢。9月初，共軍曾對國軍發動攻擊，亦為蔡廷鍇所敗，損失頗巨。但不久九一八事變猝然發生，剿共軍撤回保衛京滬一帶安全，第三次圍剿乃未竟全功，反給共軍擴張的機會，毛在20年11月7日，在瑞金成立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由毛澤東任「主席」，朱德任「工農紅軍總司令」，其勢力擴張至贛、閩、浙、湘、豫、皖、鄂7省。
　　4.第四次圍剿，開始於21年5月淞滬停戰後，先將由張國燾、賀龍領導的豫鄂皖三省蘇區肅清，終於22年1月對江西共軍發動攻擊。3月初旬，戰爭正熾時，日軍進攻榆關及長城諸口，政府調兵北上，第四次圍剿暫告結束。
　　5.第五次圍剿，開始於22年5月，採取「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策略，實施連帶責任制，把農民和紅軍分開，進行徹底的經濟封鎖，同時構築幾千個碉堡，逐漸逼迫中共根據地。其間因閩變於11月發生，國軍分兵平亂，費時月餘，至次年10月下旬，在百餘架飛機的助戰下，終將江西50萬紅軍全部擊潰，由於陳濟棠等人意存觀望，紅軍乃得突圍西逃，即中共自稱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實際只有1.5萬里)。

　　(三)中共統戰與西安事變
　　江西共軍自贛南突圍後，竄向西南的四川、雲南、貴州3省。此3省表面服從中央，實際上仍在割據狀態。政治腐敗，經濟凋零，軍紀廢弛，是當時抵抗力最弱的地區，遂成為共軍奔逃圖存的空間。由於共軍攜帶大批機器、電臺，行動遲緩，軍心驚恐，且行且戰，處於被動，故行軍僅1月餘，在遭受國軍追擊與民眾兜捕下，8.5萬人大半死傷逃散，只剩下3.5萬人。24年1月逃抵貴州遵義時，中共中央在1月6日至8日召開會議，毛澤東、林彪、彭德懷等人紛責中共中央領導不當，戰略錯誤，原擔任軍委主席的周恩來為求自保，不得不一同附和，決定改組，國際派的秦邦憲下臺，由張聞天繼任總書記，最重要的一點是失意4年的毛澤東，復起任軍委主席兼政治局常務委員，這是毛掌握中共中央的開始。
　　共軍拋棄輜重後，於5月初抵達金沙江，西康劉文輝既未設防，雲南龍雲但望共軍早日離境，不告中央軍以共軍行動實情，共軍遂得渡江，進入西康，25日，渡大渡河，6月16日，在川西的懋功與來自鄂豫皖蘇區的張國燾、徐向前的第四方面軍會合。第四方面軍有六、七萬之眾，而江西共軍只有萬人左右，張國燾的資歷又比毛高，故在8月5日的毛兒蓋(四川西北)會議上，張、徐兩人取得軍隊的控制權，此非毛之所願，故而在9月共軍北上徐部在川西草原遭遇國軍狙擊時，毛即率林彪、彭德懷兩部，不告而別，自行北上。經此變故，張國燾等乃率軍南下川康邊地區，並另立臨時(中共)中央。
　　25年10月，毛率殘部6000抵達陝北，12月，來自他處的其他共軍陸續會合，全部兵力亦不足3萬，中共及紅軍的命運已是岌岌可危，剿共工作眼看在一個月內即可完成，不料第一線的剿共部隊張學良的東北軍及楊虎城的十七路軍，竟受了中共的煽動，於12月12日在西安發動「兵諫」，劫持蔣委員長，扣留中央在陝高級將領，提出改組政府，停止內戰等所謂八項主張，此即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此一事變，由於政府處理態度嚴正，張學良了解蔣委員長全盤抗日計畫後的悔悟，以及蘇俄為維持中國確實抗日，促令中共釋放蔣委員長的命令，乃得以和平解決，張學良並親自護送蔣委員長於25日返南京，西安事變是中國現代史上重要的轉捩點之一，由於這個事變，國人對蔣委員長的關注與擁護，達到空前的地步，構成舉國上下團結禦侮的象徵，中樞領導地位益臻堅固，奠定長期抗戰的基礎；內戰既停，民族主義隨之高漲，聯合抗日之情勢形成，軍隊大量北調，閻錫山等宣誓效忠中央，冀察內部親日派受淘汰，抗日派抬頭，對於日本的未來侵略，遂不再容忍，提早抗日戰爭的爆發；而剿共工作功虧一簣，潛伏此後中共擴大叛亂之禍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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