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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中,資產階級革命黨人在發動與領導無數次武裝起義的同時,也接二連三地進行過狙擊與暗殺活動。
資產階級革命黨人的暗殺活動,大約始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1900年,惠州起義發動前夕、孫中山曾派遣史堅如、鄧蔭南等前往廣州,謀炸署兩廣總督德壽,「以資策應」。這是資產階級革命黨人第1次從事暗殺活動。
以後,隨著「抗法」、「拒俄」運動的開展,革命小團體的建立,資產階級革命黨人大肆鼓吹暗殺。1902年,留日學生成立了青年會,規定「以民族主義為宗旨,以破壞主義為目的」。次年五月,「拒俄義勇隊」改組為「軍國民教育會」,明確提出「養成尚武精神,實行愛國主義」,決定施行3種方法「一曰鼓吹,二曰起義,三曰暗殺」。並在會中組織了一個秘密暗殺團,由楊毓麟主持,黃興、龔寶銓、陳天華、周來蘇、蘇鵬等人都是該團的主要成員。他們從事研究炸彈,準備狙擊「二三個重要的滿清大臣」。1904年8月,楊毓麟與蔡元培等人在上海餘慶里設立秘密機關,製造炸彈。蔡元培在其創辦的愛國女學,宣講法國革命史、俄國虛無黨(無政府主義組織)史,教育學生製造炸彈方法,培養從事暗殺活動的人才。
在資產階級革命黨人的鼓吹之下,1904年「一年之中,三暗殺案相繼而起」。王漢、易本羲分別在南京下關與河南彰德2次謀刺戶部侍郎鐵良。萬福華在上海槍擊廣西巡撫王之春。在這3次暗殺活動中,萬福華槍殺王之春一案,影響最大。1904年11月,萬福華見警鐘日報登載廣西巡撫王之春在瀘發表主張割地聯俄言論消息,遂與吳春陽、高蔭藻等人協商,決定行刺。萬福華借用吳葆初的名義,請王之春前往英租界四馬路湖北路口金谷香西餐館赴宴。王登樓後又急忙退出,當至門口時,萬福華突然撥出手槍向王射擊,由於過份緊張,保險栓未拉開,子彈未出膛,萬福華當場被捕入獄,後被判處10年徒刑。不少革命黨人因此牽連,被捕入獄。
1905年8月,同盟會成立,專門組織了一個專司暗殺的部門,內設籌款、造藥以及實行3部,由方君瑛負責主持,昊玉章、黃復生、喻雲紀、黎仲實、曾醒等人「也參與其事」。同盟會的機關刊物民報,不斷地刊載譯文與圖片,大力稱許遊俠、鼓吹暗殺。上海、廣州、香港、保定等地的同盟會員,也成立秘密暗殺組織與暗殺機關。這年九月,即發生了吳樾謀殺出洋五大臣事件。吳樾,原本是改良主義者,崇拜康梁,後走上革命道路,宣傳革命,組織軍國民教育會保定支部。八月底,吳樾聞清政府宣布預備立憲,並派載澤、徐世昌、紹英、戴鴻英、端方等5人出洋考察憲政的消息,他從東三省潛回北京。當五大臣從北京乘火車啟程,吳樾懷揣炸彈,喬裝皂隸,混入正陽門車站。他登上專車準備炸死五大臣時,炸彈因車身震動而爆炸,吳樾當場犧牲,載澤、紹英受輕傷。
自吳樾以後,在同盟會及其暗殺組織的領導與推動下,不少革命黨人醉心於操利刃、挾炸彈、5步之內血肉橫飛的恐怖活動,直至武昌起義前夕,革命黨人以慷慨悲歌的姿態,演出了一幕幕的誅民賊、懲兇頑的壯烈情景。「暗殺一時成為風氣」。其中大多數是為配合與響應武裝起義的,如1906年楊卓林謀殺兩江總督端方,楊振鴻謀刺滇督丁振鋒,1907年徐錫麟槍擊皖撫恩銘,等等。還有的是一次武裝起義剛剛失敗,而新的武裝起義尚未大舉,革命黨人為了喚起更多的民眾覺醒,加入武裝起義所採取的行動。如1908年熊成基領導的安慶馬炮營起義失敗後,仍在城內的范傳甲欲以一死拚掉清軍協統余大鴻。又如1911年3月廣州起義失敗後,林冠慈、陳敬岳炸傷了水師提督李淮,李沛基炸死了廣州將軍鳳山。
武昌起義勝利以後,清政府被推翻了。但是,革命黨人仍然組織暗殺團,主要從事暗殺阻礙革命的復辟勢力。張先培、羅明典、黃之萌等組織了北京暗殺團,以謀刺袁世凱為目標。薛成華、尹漁村、樊少軒等成立了天津暗殺團,圖謀天津鎮總兵張懷芝。彭家珍、越鐵橋等成立北京北方暗殺部,暗圖誅鋤宗社黨首領良弼。
總之,在整個辛亥革命時期,資產階級革命黨人的狙擊與暗殺前仆後繼,此伏彼起。從1900年史堅如謀炸署兩廣總督德壽算起,至1912年彭家珍炸死宗社黨首領良弼止,大約有50餘起。這些暗殺活動,在辛亥革命中曾起過積極的作用。它啟發了廣大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覺醒,鼓舞了革命人民進行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的鬥爭意志,同時,也有力地打擊了清統治者的氣焰,使清政府許多大大小小的官吏膽戰心驚,不敢悍然與革命黨人為敵,有的甚至還派人向革命黨人求和,「表示輸誠好意」。但是,暗殺活動也有嚴重的消極作用。它不僅絲毫沒有動搖清統治者的基礎,而且阻礙了人民群眾革命自覺性與積極性的發展。並往往造成許多革命骨**犧牲,暴露了革命組織,從而使革命事業遭受嚴重的損失。
參考: 周元高,〈二三八、如何看待辛亥革命時期革命黨人的暗殺活動?〉,《中國歷史三百題》,(台北:建宏出版社2002),頁832-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