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世的樂利」是哲學問題?

對於物質的樂利與滿足，阿德勒提出三種基本態度：
（1）禁慾主義， 完全排斥物質的樂利與感官的滿足。
（2）物慾主義或肉慾主義： 貪求現世的財物與肉體的取樂 並視之為基本的人間樂利
（3）中庸的態度： 既肯定肉體也有肯定精神的樂利。

衡之於中國傳統 視「戒是一切善法之梯磴」、「戒為第一安穩功德之所在」的佛教 是典型的禁慾主義；主張「其耆慾深者 其天機淺」的莊子 亦俱此強烈的傾向 但不夠徹底 這情形可以從魏晉時代道家人物的生活中看出。

第二種態度 中國和西方一樣 「從來沒有偉大的名著和偉大的道德哲學家曾經教導這種態度」。就連一般人民 盡管有些地區流行「一日快活數千日」「生來若不樂 死來硬确确」的諺語 但多數的農民都有自制的習慣。在中國 無論是哪個階層 貪求財物與肉體的取樂 這種人生態度是得不到社會的讚賞和鼓勵的。

儒家顯然是屬于第三種的中庸態度 既肯定精神生活的價值 也不忽視生物性的滿足。孟子就曾清楚地表示過這種態度：「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 則無恆產 因無恆心 茍無恆心 放辟邪侈 無不為己」孟子很了解 在物質條件缺乏的情形下 仍能追求精神價值的 只有少數的「士」能做到 至於一般的人民這方面如得不到滿足 會連帶著精神的價值也被放棄 而流於邪惡。

中庸的態度，既不過，也非不及，對現世的樂利，是比較健康的態度。當宋、明時代儒家再興時，由於長期受到佛、道兩家的影響，這種態度已不復存在，而傾向於禁慾主義。最明顯的例子是，孟子只主張「養心莫善於寡欲」，理學宗師周濂溪，則改孟子之寡欲為「無欲」，因而有宋儒『存天理，去人欲』的主張。從程伊川的言談中，也反映出這種傾向。伊川為經筵官時，同僚張茂則邀請他啜茶、觀畫，拒絕前往，他答覆道：「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飲茶、看畫、本是傳統文士高雅生活的一部分，也根本不屬於物慾主義，伊川竟然如此深惡，可見戴東原批評宋儒所體會的「天理」，不過是「絕欲之感」，確是有所據而言的。

新儒家的禁慾主義，透過禮教的功能，對宋以後的社會，產生鉅大影響，顏習齋曾描述為：「人人禪子，家家虛文」，不僅喪失了先秦儒家健康的人生態度，對社會的生機也起了破壞的作用。終於引起明末清初哲學上的大反動，和文學上的肉慾主義的潮流。從歷史的觀點看，這一時期思想上的反動和肉慾主義的流行，實代表對宋、明六百年來禁慾主義氾濫的糾正要求。

現代社會在科技進步，經濟能力日漸增長的趨勢下，我們不應該把肉慾主義和一個社會能普遍過豐富的物質生活的要求混為一談。肉慾主義把人生的目標限制在與動物相齊的水平上，對著人生各種價值的追求，它都代表一種墮落和自我的破壞。要求普遍過豐富的物質生活，這一目標是要把人從貧困的枷鎖中解放出來，使他們不至因貧困而失掉尊嚴.變成衰弱，不因貧困而為疾病.無知.苦難和失望的痛苦。因此，提高物質生活的水準.是增進現世樂利的有效途徑。

禁慾主義最大的錯誤，是把生物性慾望滿足的要求，與道德或精神的理想視為背反，因此重點一直放在消滅欲望與惡念的奮戰上，忽視了物質生活的適當滿足，是促使人類精神潛力普遍解放的一大助力。人類自從開始求生的掙扎以來，物質的需要就一直把他的精神潛力禁錮在樊籠之中，在這一基礎上，道德或理想的問題，只是在縱惡與禁惡 ~ 一個枷鎖的兩面做選擇，使精力誤用了方向。依照佛洛姆的人文倫理學，認為人類倫理的目標，不在抑壓個人的惡，而在於妥善地運用個人內在的潛能。德性與個人創發力的程度成正比，倘若社會要使一個人具有德性的話，必先使他們具有創發性，因此建造適當的環境，使一般人能發展自己的創發力，是社會德性化的必經之途。
只有當這樣的社會實現時，人才能享受現世的樂利，而不至流於敗壞。
【夢醒時分】

Colors of Love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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