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安[編輯]
宋徽宗無奈,只好派人招安。梁山泊的部份首領堅決反對招安,但首領宋江、吳用等卻不願繼續做強盜,答應了朝廷的招安請求。但在招安之後,朝廷奸臣屢次找茬陷害梁山好漢。
這時候,河北的田虎、淮西的王慶、江南的方臘叛亂,朝廷派梁山好漢出兵鎮壓。宋江先是用水淹了田虎的根據地太原城,剿滅田虎勢力,然後揮師南下,大破淮西軍並生擒王慶,但在更激烈的平定方臘之戰中,宋江遭到阻擊,梁山好漢死傷過半。一場惡戰之後,宋江控制了杭州城和烏龍嶺,攻破了清溪洞,方臘的勢力才被消滅。
戰後,梁山好漢只剩下三十六人,班師途中林沖及張橫等人病逝,武松在六和寺剃髮出家,魯智深在六和寺圓寂,李俊、燕青等人又悄然離去。回京時梁山好漢僅剩27人。宋江等人被封為功臣,但童貫、高俅等人野心未死,他們設計毒死了盧俊義、宋江和李逵。吳用和花榮在宋江墓前大哭一場後自縊而亡,剩下的梁山好漢,除雙鞭將呼延灼與女真戰鬥英勇陣亡,其餘大都善終。
藝術成就[編輯]
《水滸傳》深刻地反映廣闊的社會生活,情節曲折複雜而富戲劇性,善於描寫場面,人物眾多,形象生動,個性鮮明,對話傳神,善於以對比手法展現人物的性格特徵,描寫人物的心理變化,從人物的行動表現其性格。《水滸傳》以流暢的白話口語為基礎,再加錘鍊,既生動潑辣,又簡潔洗鍊。
與《三國演義》相比,《水滸傳》的長處不在於政治和戰爭場面的描寫,而在於主要人物的刻畫和市民生活的描寫。其中梁山主要人物宋江、林沖、武松、魯智深、李逵等,人物個性鮮明,角色語言各有特色。
影響[編輯]
在缺乏知識以及大眾娛樂活動的年代,《水滸傳》與《三國演義》等通俗小說往往通過民間藝人,以戲曲曲藝的形式,成為普通民眾僅有的文化活動。其中虛構的人物或者虛構的故事變成為老百姓眼中的史實。很多故事,如「魯智深倒拔垂楊柳」,「武松打虎」等,歷來男女老少皆津津樂道。書中字裏行間流露出來的各種道德觀如:輕生死重義氣,敢作敢為,劫富濟貧乃至「忠君反貪」等理念,便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大眾評判是非善惡的標準。
評價[編輯]
《水滸傳》亦中國古代四大小說名著之一,在文學成就上受到後世不少文學評論家的贊許。
明清兩代[編輯]
明末文學批評家金聖嘆將《水滸傳》與《離騷》、《莊子》、《史記》、《杜甫詩》、《西廂記》合稱為「六才子書」。李漁將《水滸傳》與《三國演義》、《西遊記》、《金瓶梅》定為「四大奇書」。但他本人對宋江的評價非常低,在他的批註本里,處處可見對宋江的貶損。後來有人把「四大奇書」,加上《紅樓夢》、《儒林外史》合稱為「六大奇書」。
民間流傳一句話:「少不讀水滸,老不讀三國」,意年輕人不該讀《水滸傳》,否則容易嚮往打打殺殺的生活,盲目崇尚武力與江湖義氣,過分反叛,脫離現實;而老年人不應該讀《三國演義》,因為其中人物善於用計使詐,處心積慮、鈎心鬥角,作為應該安分守約的老人應該安度晚年,不能整天想着算計別人,對自己身心無益。
現代[編輯]
到了20世紀,文學評論家除了評論《水滸傳》的文學成就,亦開始對《水滸傳》所反映的社會狀況和價值觀產生興趣[來源請求]。
1930年代初,魯迅在《三閒集·流氓的變遷》中曾這樣評論《水滸傳》:「『俠』字漸消,強盜起了,但也是俠之流,他們的旗幟是『替天行道』。他們所反對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們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將相。李逵劫法場時,掄起板斧來排頭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才。」
從歷史角度看,對於《水滸》的爭論焦點則集中在主要人物宋江所表現出的「忠君報國」的思想上。反面觀點一般認為宋江的思想有其局限性,梁山好漢受到招安後又為朝廷去征討各地山賊,下場悲慘,是齣歷史悲劇;作品歌頌和美化宋江,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強調「忠義」,表現出嚴重的思想局限。正面觀點一般認為宋江相對於其他草莽英雄思想進步,對當時社會可以起到積極作用。
毛澤東在1975年時,亦對《水滸傳》的價值觀作了評論[9]:「《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又屏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又說:「《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他的言論曾使中國掀起一場「評《水滸》運動」。當時有官方觀點認為[2],《水滸傳》是一部宣揚投降主義的書;宋江所執行的是一條投降主義的路線,否定了晁蓋的革命路線。晁蓋和宋江是兩條路線的鬥爭,宋江上山以後就排斥晁蓋,而且108人就沒有晁蓋的名字、沒有他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