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佳答案
1.
中國的軍閥根源在辛亥革命時便已經有跡可循,但軍閥割據的局面則是在雲南護國軍起事時開端,此時袁世凱還在世,不過不久之後便因尿毒症而死亡。
2.
黎元洪恢復臨時約法後,各軍閥仍是不甩他的,這是因為他已經沒有實力作為後盾。黎元洪此時除了大總統的空名外,已經沒有湖北地盤,也沒了軍隊,因此無力壓服其他軍閥。
3.4.
孫文的護法運動,明著講是維護臨時約法,但實際上只是要奪北洋軍閥的權,而北方為北洋軍閥的地盤,他當然不可能去北京。而西南軍閥則意圖以護法為名,抵制北洋軍閥的擴張,且孫文向來在廣東比較有影響力,因此便南下廣州護法。不過,講是說護法,但在南方另組政府與國會,本身也是違反了臨時約法的。
臨時約法就是正式憲法通過前的臨時性憲法,其條文可參考:
http://zh.wikisource.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8%87%A8%E6%99%82%E7%B4%84%E6%B3%95
5.
日本對山東自始至終都只是短期軍事佔有,並非因此將山東化為其殖民地或領土,所以就山東始終都是中國領土,這點未曾改變。至於,五四前後,山東則一直在皖系軍閥手上,只有部分領土(膠濟鐵路、青島)因為是德國的租借地,所以在日本對德宣戰後,便加以佔領。
日本對山東用兵,最初原因是為了取代德國在山東的權利(鐵道開築、開礦、青島租借地),巴黎和會中日本以其作為一戰的戰勝國身份,提出取代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權利,而由於中國於一戰中也是戰勝國,因此中國主張收回德國在山東的權利,不過因為中國在一戰期間未曾派兵參戰(但日本有),且日本為東亞強權,因此巴黎和會中列強的立場比較傾向對日本有利。
不過由於中國抵制(拒簽和約),因此德國在山東的權利無法透過對德和約轉交日本(雖然德國可以在條約中放棄在山東的權利,但不能在中國不允許下,將中國領土上的權利轉給其他國家,因此日本要接替德國,勢必與中國達成共識),所以山東問題便成了一件無法解決的懸案,直到1922年的華盛頓會議中,才在美國介入調解下解決(中國收回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利,但為此向日本允諾給予一定權益上的補償,日軍也因此撤出所佔的前德國租借地)。
對德和約在此指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戰敗,因此協約各國向德國所訂定的和平條約,也就是凡爾賽和約。在此和約中,德國放棄一切在海外的殖民地、租借地等權利,並受到報復性的懲罰(極龐大的賠款)與國土損失(亞爾薩斯、洛林、北什列斯威...)。
2015-05-05 16:44:15 補充:
西南軍閥事實上與東南自保運動的地方勢力並無直接關係。東南自保諸省督撫,大體是湘淮軍系統的漢人官僚,比如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許應騤、袁世凱,而其含括的省份如廣東、廣西、福建、浙江、江蘇、江西、湖南、湖北、安徽、山東,其中與西南軍閥有重疊的,僅有廣東、廣西、湖南三省,但此三省不論在軍事系統上,還是政治派系的延續上,都沒有關係。
以廣東、廣西來看,民國時代主要是由桂系陸榮廷所掌握,而粵系則是穿插其間,或與桂系為敵,或與桂系合作。而陸本人出身招安的綠林,不論是與湘軍,或是淮軍都毫無淵源。
2015-05-05 16:47:24 補充:
以湖南來看,雖然湘系的軍隊也被稱為湘軍,但民國時代的湘軍是發展自革命後組織起來的新式軍隊,與清末的湘軍並不具有傳承關係。且民國時代掌握湘政、湘軍的譚延闓、趙恆惕、唐生智等人,若非前清翰林出身的立憲派,就是出身自新式軍校的軍人,不論宗族淵源,還是學系上,都與曾國藩等人拉不上關係。
2015-05-05 16:51:51 補充:
至於東南自保的其他各省(福建、浙江、江蘇、江西、湖北、安徽、山東),民國後則全為北洋勢力所及之省份,就算是福建這種民軍盤踞的省區,也主要為北洋系所掌握。而當初東南自保運動的山東都督更是北洋系的領袖袁世凱。
西南軍閥主要分布是兩廣、湖南、四川、雲南、貴州,分別由桂系、粵系、湘系、滇系、黔系所掌握,他們與清末新軍、革命時期的民軍關係密切,而他們起而與中央對抗,也始自護國之役。加上前述的情況,要硬將西南軍閥與東南自保運動拉上邊,顯然就罔顧歷史事實了。
2015-05-09 23:33:25 補充:
陸榮廷所屬桂系的發展是起源自辛亥革命,雖然在1894年起,陸榮廷、陳炳坤等人即在廣西握有軍事權力,但他們不過是巡防營的管帶之一,並非廣西省的軍事權力者。東南互保時代,他們既不在省級的權力圈內,也不是主政的湘、淮軍督撫的人馬,他們與這些督撫並不存在著承續關係。陸榮廷的桂系成形於辛亥革命,在革命期間,出身巡防營系統的舊式軍人,逐漸排擠掉省內的受過新式軍校的新軍,並將革命派、立憲派逐漸清除出省政核心,從而建立起桂系軍人的統治。而他們在辛亥革命後,建立起的廣西省政權,也在北洋系無力染指下茁壯,終至護國軍起義後與北京政權互別苗頭。因此桂系的建立,與東南互保是毫無關係的。
2015-05-09 23:37:29 補充:
與桂系相仿,滇系的成形也是在辛亥革命時代。在辛亥革命時期,受到革命、立憲兩派影響下的新式軍人於雲南取得政權後,便開啟了滇系的發展歷程,不過此時滇系雖存有粗胚,但仍未成形。但當蔡鍔離滇,而由唐繼堯接任後,滇系便開始成形,並且在護國之役後向外積極發展,從而建立起統治大西南的滇系軍閥政權。
2015-05-09 23:46:21 補充:
清廷在地方本來就有軍隊建制,到了八國聯軍後,更以袁世凱的北洋六鎮為範本,推及全國,預定全國編練36鎮,但終至清帝國覆亡,所練新軍不及半數。而各省新軍也是因此被組建出來的,因此這些新軍的建設,部分是因為自強運動以來的軍事變革而來,與庚子後新政為了強化國防而生。然而,新軍的建立各省因財政狀況不同,而有不同變通之法,雲南、湖北、四川等省財力略豐,因此得以建立新軍,但也有如福建省,直接以舊軍改編為新軍者。與新軍建立的同時,各省也將原有綠營等舊軍整理為巡防營,以作為輔助軍力。辛亥革命後,因著各省新舊軍與革命時期組建之民軍力量不一,而由新舊軍或民軍取得政權,所以種下南方各省軍系的根源。
2015-05-09 23:52:37 補充:
比如以新軍為主體的省份有湖北、四川(部分)、雲南;以舊軍為主體的有廣西、福建。而主持各省政權的亦有以立憲派為主的江蘇、湖南、貴州;以革命派為主的廣東、江西。
辛亥革命的影響,才是真正形成民國軍閥的根源與起點。雖然從太平天國以來,清代地方督撫權力不斷擴大,但這都不是民國軍閥產生的主因。東南互保運動雖然展現了地方督撫對中央政策的抗拒,然而拳亂事平之後,慈禧太后的一紙詔書仍可將李鴻章自廣州調到北京,因此,就本質上,各省督撫並不存在對中央政權的離心,而僅止於對中央不當政策的反抗與自保,這點明顯地與軍閥的割據是不同的。
2015-05-10 20:06:59 補充:
東南互保並未成為軍閥根據的根源,雖然東南互保顯示出地方權力逐漸逸脫中央政府的控制,然而從之後的歷史發展來看,地方權力仍保持於對中央政權的效忠上。而開始扭轉地方與中央關係的起點,則是自辛亥革命,自各省宣告獨立後,各省的權力者便對之後的中央開始展現出自主性,而這種自主性只有不斷地加強,而幾乎不曾退縮(僅在袁世凱主政期間,曾一度壓服各省,但隨著其稱帝的進展,他對於地方的控制也轉趨衰弱)。
2015-05-10 20:15:43 補充:
民國軍閥不論就其派系發展,與權力建構來看,都與東南互保運動沒有關係,其之所以誕生與茁壯,關鍵點在於辛亥革命。而若考慮到軍系的產生,對於幾個軍系來說(北洋系、滇系),仍是在庚子後新政中的新軍建立為起點。
而地方各省與外國交涉,並非始於東南互保,固然東南互保標誌著地方越過中央,與外國交涉的開始,然而這只是一種非戰區的劃定,並不存在各省以地方利權相讓,以換取外國給予一定利益的外交交涉。而後者的外交行動,比起前者的互保,更加不同的在於其對於中央外交權力的侵奪,也正是地方在侵奪外交權、財政權與軍事權後,才產生了民國軍閥,因此歸結起來,形成軍閥的起點,仍是辛亥革命。
2015-05-10 20:23:04 補充:
民國軍閥形成的前身,大體可以遠溯自太平天國後,清帝國經制軍隊的崩壞,國家軍隊漸由地方團練轉變而來的湘軍、淮軍取代開始。這是清帝國開始對地方上的軍事權力喪失的開始,然而在湘淮軍領袖保持對清帝國效忠的前提下,清帝國仍保持對地方的控制力。其後為了保持其軍事控制權與進行軍事改革,因此在各省推行新軍,新軍建立加強了清帝國對華北、滿洲諸省的的控制,卻對帝國邊疆的西南各省相對喪失控制力量,長江以南各省新軍大底為革命派所掌握,這為帝國崩解後的割據提供了舞台。
2015-05-10 20:26:47 補充:
在財政權方面,為了平定太平天國,清帝國允許地方督撫設卡收稅,以維持軍用。這是帝國喪失地方財權的開始。這也使得地方督撫逐漸得以掌握獨立的財政權力,而這種獨立財政的情況,在革命之後更被擴大,革命後諸省甚至侵奪了原本中央對地方財政的一切權力,使得省得以擁有一定的財力,為日後割據奠下基礎。
2015-05-10 20:33:47 補充:
在外交權方面,東南互保為地方督撫首次聯合性地對中央外交政策的否定,而集體對涉外事務另採行動,然而,地方在對外交涉方面,早在設立北洋、南洋兩大臣時便已經開始,而參與東南互保運動的地方督撫,如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等人,當時或是曾經擔任,或是正在擔任兩洋大臣,對於涉外早已有其管道。當然,就法理而言,東南互保並非合法行為,然而究其性質則如前述,與日後的地方軍閥對外交涉的層面與性質,都有著明顯的不同。因此,若說東南互保在概念上啟發了日後地方軍閥的自主外交,則或許有之,然就此就推論這是民國軍閥形成的原因(之一),則顯然推論太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