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司馬遷的寫作 20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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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因為《史記》記事，不虛美，不隱惡，惹怒漢武帝：

早在司馬遷撰寫《史記》時，漢武帝翻閱《孝景本紀第十一》和《今上本紀第十二》後，認為司馬遷的敍述有意貶損自己，不禁勃然大怒，命人削去了書簡上的字，並把這些書簡扔掉了，可見當時漢武帝對司馬遷已經甚為不滿。
（陳壽《三國志．魏書．王肅傳》，帝又問：「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對曰：「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揚雄服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遷蠶室。此為隱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遷也。」）



司馬遷因為李陵事件，為李陵家人生死向朝廷辯護，漢武帝大怒，以「誣罔」（欺騙皇帝）的罪名判處死刑：

漢武帝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名將「飛將軍」李廣的孫子李陵主動請纓出擊匈奴，兵敗被俘，漢武帝震怒。滿朝文武都認為李陵叛降，全家當誅。而在這時，身為太史令的司馬遷卻爲李陵辯護。他認為李陵兵敗投降是因為「矢盡道窮，救兵不至」，而且李陵是希望「欲得其當而報漢」。李陵雖然兵敗，但是他以少勝多，以弱勝強，「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漢書·司馬遷傳·《報任安書》》）

司馬遷這番表述卻沒有得到漢武帝的理解，漢武帝認為他是藉李陵之功，詆毀這場戰爭的主帥李廣利（李廣利為漢武帝寵姬李夫人的哥哥），進而批評自己用人不當，造成軍事失利，再加上司馬遷在撰寫史記時，內容有意貶損漢武帝的心結，在大怒下將司馬遷投入牢獄，以「誣罔」（欺騙皇帝）的罪名判處死刑。當時的死刑有兩種方式可以充抵，第一種是「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另一種是按照漢景帝時期所頒布的法律「死罪欲腐者，許之」，處以腐刑（閹割）。由於沒有足夠的金錢可以贖身，司馬遷只得接受腐刑。對此他曾表示過「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 。



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為太史的職責說：「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馬遷一心秉承先人世傳及「述往事以思來者」的責任感，決意撰述《太史公》。在《報任安書》中亦透露著述《太史公》的目的，他說「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可見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責任，更要盡史學家的職責。

司馬遷想繼承《春秋》精神。他在《太史公自序》說：「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可見司馬遷對「春秋之義」和「春秋筆法」心儀已久，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貶精神，撰述《史記》。





備註：


「春秋之義／春秋大義」：又稱微言大義，指行文中雖然不直接闡述對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但是卻通過細節描寫，修辭手法（例如詞彙的選取）和材料的篩選，委婉而微妙地表達作者主觀看法。

據說孔子編寫《春秋》，在記述歷史時，暗含褒貶。後世作者為了闡述孔子的思想，撰寫了專門的著作以解釋《春秋》的內在涵義，特別是其中涉及禮的一些細節。這種作法被稱為「微言大義」或者「春秋筆法」，被中國古代的傳統所褒揚。

實例

《春秋》筆法運用中較知名的諸如三個表示殺的動詞：殺、弒、誅，其實各有深層含義。

● 殺指無罪而殺，
● 弒指以下犯上，
● 誅則指有罪、有理而殺。

《孟子·梁惠王章句下·第八》中魏惠王問關於周武王討伐商紂之事：「臣弒其君可乎？」指武王是以臣子身份起兵推翻殺死了紂王。孟子回答：損害仁義之人，只不過是個「一夫」（即無道寡助的匹夫、獨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我只知道誅除了一個叫紂的有罪之人，卻沒有聽說過這是以下犯上的弒君。）



「春秋之義／春秋大義」：是儒家的基本精神，旨在明辨是非、邪正、善惡、褒貶。《春秋》，成書原因據《孟子・滕文公下》說明因孔子周遊列國，見「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恐懼世道衰微而作。

張其昀在《孔學今義》中，析春秋為「筆法」和「要旨」兩個方面。

「春秋筆法」：

● 正名實
● 辨是非
● 寓襃貶


「春秋要旨」：

● 尊王：尊天子，護中央權威，反對區域獨立稱霸，擁護天下一統。
● 攘夷：明辨華夷之防，發揚文化之大義。曰：「夷狄用諸夏禮則諸夏之」。如楚國自稱蠻夷，其後文明日進，中原諸侯與之會盟，則不復以蠻夷視之；而鄭國本為諸夏，如行為不合義禮，亦視為夷狄。若夷狄嚮慕中國，能行禮義，則襃揚而進之。凡與夷狄結盟，跟夷狄狼狽為奸，或用夷狄風俗的諸侯，則為春秋筆法所貶黜。華夷之辨，不以種族為標準，而以文化禮義作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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