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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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這件事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產生了重大影響。戰前，中國領土完整，清政府獨立行使主權；戰後，香港島割讓，部分司法和關稅權力轉讓給外國。戰前，清政府嚴格限制中外貿易，中國經濟的主體是「自給自足」的農業和家庭手工業；戰後，外國商品大量湧入，衝擊這樣的經濟模式。戰前，中國人學習和研究的是中國傳統學問，他們不了解西方，以為中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戰後，中國人逐漸了解西方，也學習西方先進的科技和文化。


在一場喪權辱國的「鴉片戰爭」後，中國喪失了很多主權，這是鴉片戰事給中國政治帶來最直接的影響。中英《南京條約》中，中國被迫把香港島「割讓」給英國；中英《虎門條約》中，由於「領事裁判權」的確立，中國將對英國人的司法審判權讓給英國；在中美《望廈條約》中，規定美國從中國進出口貨物所納關稅率，應由中、美兩國政府協商決定，清政府不能單方面更改；根據「片面最惠國」待遇，英、法兩國也享有此權力。這是對中國的領土主權、司法主權、關稅主權全然破壞。


「鴉片戰爭」前，由於清政府嚴格控制中外貿易，只有小量外國商品能夠進入；而由於外國人的需要，中國的茶葉和生絲也源源不斷銷往西方。戰後，根據《南京條約》、《虎門條約》、《望廈條約》、《黃埔條約》中關於開放通商口岸、協定關稅的條款，清政府須大大放寬對洋貨的限制，外國商品開始大量湧入中國。以英國為例，1837年，英國出口到中國的商品總價值為九十多萬英鎊；1843年增至一百四十五萬六千英鎊；1845年已到達二百三十九萬四千英鎊！


「鴉片戰爭」前，清政府 「閉關」自守，不對外國開放，只允許廣州「一口」（門口）進行中、外貿易。戰後，根據《南京條約》，中國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地為通商口岸，准許英國人和他們的家屬居住，自由進行商貿活動，英國還可派駐領事。根據《虎門條約》，英國人的司法審判權也歸本國領事所有。美國人和法國人也通過「片面最惠國」待遇取得這些權力。協定關稅的規定也大大便利了中外通商，自由的中外貿易使這五個城市的經濟迅速繁榮起來，成為中國商業最發達的城市。


「鴉片戰爭」前，中國的讀書人只知道學習和研究中國的傳統學問，他們不了解西方，更不知道西方也有值得他們學習的知識。清政府在「鴉片戰爭」的失敗，刺激了中國某些知識分子注意西方，他們從現實出發，感到中國人有必要向西方學習。他們著書立說，向國人介紹歐美國家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以及經濟、軍事；並且探討如何學習西方國家的長處，以抵抗他們的侵略。這批有眼光的中國知識分子，代表人物有魏源（代表作《海國圖志》）、徐繼佘（代表作《瀛環志略》）和梁廷（代表作《海國四說》）。


研究某地歷史、地理的「史地學」，本是中國的傳統學問。「鴉片戰爭」前後，中國的邊疆問題也愈來愈嚴重；尤其是「鴉片戰爭」失敗，更給中國人敲響了邊防的警鐘。關心國家命運的知識分子，開始關注現實存在的邊疆問題，他們根據自己的實地考查和文字材料，研究中國邊疆地區的地理、歷史、風俗，和面臨的危機，寫出了各種兼具學術和實用價值的著作，為清政府對邊疆的統治政策和軍事行動提供參考。代表人物有姚瑩（代表作《康輶紀行》）、張穆（代表作《蒙古遊牧記》）和何秋濤（代表作《朔方備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