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政府憑甚麼說三道四？

國與國之 [友誼] 是 外交詞令；競爭才是真實。競爭者有內部問題待決可拖延對方進步，給自己時間。支持民主訴求是無敵議程，人人都受及可令自己面上貼金，樂在其中。

憑英國傳統，虛偽與無恥．

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8月31日公佈有關香港政改決定後，前香港港督彭定 康9月2日在英國《金融時報》撰文，呼籲英國政府履行“道義責任”，為香港問題發聲。同時，英國議會外交委員會不理中方反對，繼續展開有關香港現狀的調 查，而香港泛民主派人士也表示，英國有責任對人大決定作出清晰回應，批評英國政府忽視香港，不滿英國忘記對香港的道義責任。

　　4日，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正式表態歡迎中國政府確認香港行政長官選舉由普選產生的目標，強調政改細節應由中國政府、香港特區政府及香港人共 同在基本法的框架下決定。同日，香港特首辦公室也正式回應彭定康，重申普選議題與英國無關。10日，香港特首梁振英亦在《金融時報》撰文回應彭定康，直指 香港和海外部份人士對人大框架過於保守的指責不是“真正的民主”的批評，重申中央提供的普選機會“正是香港人想要的”。

　　對於香港政改問題所引發的爭議，彭博通訊社10日刊發“金磚之父”、前高盛集團首席經濟學家吉姆•奧尼爾（Jim O’Neil）評論文章，直指英國沒有理由也沒有立場再對香港事務說三道四，呼籲有關人士莫再沉溺於殖民歷史，應儘早正視現實。全文編譯如下：
最近一段時間，針對北京在香港政治中應該擔當何種角色，香港街頭上演多場抗爭。與此同時，一些海外知名評論家，尤其是來自英國的一部份人，也開始對香港事務指指點點，抱怨中國政府沒有履行其與英國政府在1984年就香港前途談判時所作的承諾。

　　兩國政府在當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個中字句及其代表的所謂承諾，留待世界各國律師去辯論。但同時，我卻對抱怨中國失信的言論更覺警惕，這 種取態與歐美國家所盛行的中國失敗論不謀而合：除非轉變西方對其的印象，否則中國一定會失敗。根據同一種思路，中國也應當繼續維持香港的作用，並以其為模 板，推進自身政治及經濟發展。

　　在香港有長期投資經歷，或與當局有長期交往歷史的一些商業人士尤其懷念過去的日子（港英時代）。但是，中國領導人對於香港歷史，以及英國和其它侵略者在期間扮演的角色，卻有不同的看法。客氣地說，雙方的認知之間存在一道巨大的鴻溝。

　　但是，無論各自的歷史觀點如何不同，來自英國方面的批評和議論能在香港問題上產生多大的效果，實在讓人懷疑。香港人民當然有權發表自己的主張，但作為 已成過去式的宗主國，英國已經沒有任何正當理由，再對香港問題表達不滿或反對。從英國將香港主權歸還給中國的那一刻起，它就沒有了抱怨或評論的立場，除非 有確鑿證據證實中國政府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中的所謂承諾。

　　在過去幾年間，英國聯合政府一直致力改善與北京的關係。英國首相卡梅倫及其幕僚們意識到，如果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指手畫腳的話，力圖參與中國 經濟快速發展的英國企業也不用指望有所作為。長期參與中英經貿往來的話，你也會驚歎於當中所需付出的努力，和努力過後所能收到的回報。而英國當局也清楚， 在某種程度上，倫敦能否維持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要看它能多大限度地利用中國貨幣、貿易和資本市場改革的契機。如果再對中國內政品頭論足的話，英國前景堪 憂。

　　有些觀察者會覺得，這樣的邏輯卑劣粗鄙，他們會說，捍衛真理，至死方休。如果這句話能夠適用於任何人、任何事的話，我或許還會對這些人感到同情，但是，與任何可得的利益相比，英國或香港當地抗議者們所要承擔的風險都要大得多。

　　拋開實用主義理論不說，我這一代西方人的世界觀裡包含著一個根深蒂固的理念：任何事情都有對應且唯一的應對方法，除此之外的任何方法即使奏效，也都不足掛齒或不得應用。他們會說，如果中國不接受西方民主願景的話，就不可能也不允許繁荣昌盛。

　　在1984年，中國的經濟總量還遠不及英國，但到今年年底，中國的經濟總量就將新增一萬億美元，經濟產出也將突破10萬億，而這新增的一萬 億，就比香港當前本地生產總值（2013年約為2725億美元）的三倍還多，也將使中國的經濟總量接近達到日本的兩倍規模，或等同於法國、德國及意大利的 總和，也就是英國的四倍。這種轉變實在值得深思。

其實，來自中國內地的商業人士也很喜愛英國的許多事物，從英式花園，到英制學校和大學。加以正確利用的話，這種感受將讓英國成為中國新興經濟發展的最大受益者之一。相反，繼續沉溺於過往殖民主義歷史的話，則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