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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伊尹放太甲」一事,《史記》與《竹書紀年》呈現完全不同的記錄,那到底是《竹書紀年》又或是司馬遷的《史記》記載有誤呢?如果是《竹書紀年》有誤,那就沒有甚麼探討的必要性了。另一種結果就是司馬遷有誤,也就是說伊尹之死是被太甲所殺,那麼問題就出現了——殷墟卜辭所見對伊尹的祭祀非常隆重,如果他是曾廢太甲自立,後來又被太甲誅殺的罪人,怎麼能享有那樣隆崇的地位呢?
在此我提出幾點看法以供板主參考:
首先君權至上的觀念是到後世才有的,商朝此時以部族政治為主,最大的戰爭通常是在部族跟部族之間,而不是同一部族內。因為一個部族內也就這麼多人,經不起內耗。如果是部族與部族之間的矛盾是要趕盡殺絕,而部族內部矛盾通常不會太嚴重。
這點我們從《竹書紀年》的記錄可以看的出來:
“仲壬崩,伊尹放大甲於桐,乃自立。伊尹即位,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試想如果是後世所謂的謀反,伊尹全家應該是被殺個精光才對,但是伊尹的兩個兒子伊陟、伊奮不但沒有被殺,而且還繼承老爸伊尹的田宅,甚至之後伊陟、伊奮還當了日後大戊的宰相。
其次,《孟子》日後曾對「伊尹放太甲」發表他的看法:
“當君王有重大過失就勸阻,如果多次勸阻還不聽從,就把他廢棄,另立國君。”孟子對於廢黜或者流放不義之君、誅殺殘忍暴君等行為是持肯定態度的,而且也總是在理論上給予他們支持。 因為這些行為與孟子提出的民貴君輕的觀點一致,然而,自從秦始皇建立統一的封建王朝以後,皇權的絶對權威被逐步樹立起來,這種聲音也就越來越微弱了。甚至連判斷忠誠和謀逆的法則也變了,變成了“成王敗寇”。如果取得了成功,就是忠誠;如果失敗了,就是謀反篡逆。
第三,事實上伊尹的地位,是在太甲的兒子沃丁手中才確立的。據《竹書紀年》記載,沃丁“八年,祀保衡”,保衡就是指的是伊尹。沃丁在位第8年的時候,重新確立伊尹的地位,並將他列入自己家的祭祀之中,此後商朝歷代帝王,都有對伊尹的祭祀。
由於商王朝的許多制度出於伊尹之後,伊尹對商王朝是擁有巨大的貢獻,而太甲最後雖然復位,因為他當商王的時間太短,在位才十二年,尤其是他沒有做出超越伊尹的功績,所以在對整個商王朝的影響上,對後世的影響上,他遠不如伊尹,原始部落出來的民族比較純樸,尤其是對本部族作出重大貢獻的人,是承認並崇敬的,所以後來伊尹仍然跟商湯這些先王同列,接受後世商王們的祭拜。
那《竹書紀年》的歷史記載可靠嗎?
原則上《竹書紀年》是有相當的可信度的,《竹書紀年》有關夏代世系的記載基本與《史記•夏本紀》相合。並且《竹書紀年》還記載了它沒有記載的夏代史事,如夏與諸夷的關係;所記夏代各王的都邑,也比其他文獻更為詳盡。
《竹書紀年》可以與不同來源的資料多方印證,清代朱右曾就利用《竹書紀年》來校訂《史記》。《史記》由於秦始皇焚燒了除秦以外的各國史書,所以記戰國年代往往混亂矛盾,如齊國的桓公陳午,《六國年表》、《田敬仲完世家》兩處都說在位六年,《紀年》作十八年,《陳侯午敦》記載有陳午十四年事,證明《史記》錯誤。史學家陳夢家、楊寬等重定戰國年表,所根據的也基本上是《竹書紀年》,《竹書紀年》已經成為重建戰國年代學的主要依據。
《竹書紀年》的發現更大的意義是對以儒家歷史觀為根基的《春秋》、《左傳》、《史記》等史書的一次重大顛覆,《竹書紀年》還未出現之前,一般情況大家以司馬遷的史記為官方標準,但是其實到司馬遷寫夏商王朝,那也是相隔幾千年的事,就像我們現在寫司馬遷時代一樣。而且我們目前對商朝的了解,是依據出土的龜甲、牛骨上的片斷文字進行推測的,我們所了解的是否就是事實的全貌是有疑問的。
在儒家的論述認為堯舜禹開創的禪讓政治是儒家的社會理想,但其真實性一直存在爭議。
韓非子在《說疑》一文中說:
“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人者,人臣弒其君者也”。
《竹書紀年》則認為:
“堯之末年,德衰,為舜所囚”;“舜囚堯,复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舜篡堯位,立丹朱城,俄又奪之” 。
上古時代或許根本不是儒家說的那麼淳樸,而是與後世宮廷政治一樣的血腥,但是儒家根據自己的見解,孔子為了宣傳古世的“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與春秋戰國時的“禮崩樂壞”相比較,而有篡改古史的嫌疑,
最後我只能說《竹書紀年》又或是司馬遷的《史記》兩種說法都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究竟真相為何?相信考古不斷有新發現,史學家開放的心態,一定可以還歷史一個真面目。
2014-05-23 00:20:59 補充:
《竹書紀年》的發現更大的意義是對以儒家歷史觀為根基的《春秋》、《左傳》、《史記》等史書的一次重大顛覆,也因此伊尹改造太甲、歸還國政之說只是儒家崇古的說法,又或是伊尹是篡位後被殺的逆臣,兩種觀點各執己見,然而又拿不出有力的旁證,誰也難以說服對方。看來,伊尹究竟是還政太甲後善終,還是廢主篡位後被殺,究竟是聖賢還是巨姦,只有等待史學家深入發掘史料,進一步考證論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