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治台官僚積極控管

臺灣總督是日治時期台灣擁有行政權、軍事力量、和立法權的絕對權力者，日治時期的台灣總督幾乎掌控所有行政資源。此外，總督尚可隨意任命和左右法官、檢察官並鎮壓島內反對力量。

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期間，共派任了十九位台灣總督，其治理台灣的方式依照不同時期而有所差異，自台灣割讓開始，台人即掀起悲壯的拒日保台運動，各地游擊武力之蜂起。針對此一武裝抵抗之威脅，台灣總督府用武力鎮壓和控制台灣人民的反抗；1898年，兒玉源太郎出任第四任台灣總督後，總督府以軍事鎮壓各地武裝抗日勢力之同時，對台灣社會領導階層講求籠絡和利用政策，是年8月，公布「保甲條例」，利用台灣舊有的地方自衛組織保甲制度，作為基層行政和警政的輔助機關，保甲的任務為調查戶口、監視出入者、警戒風水火災、搜查「土匪」、戒除吸食鴉片、預防傳染病、修橋鋪路、義務勞動、預防蟲害獸疫等。

另一方面，總督府1898年9月設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全面實施土地調查與整理工作，展開地籍調查、三角測量及地形測量，至1904年完成。此一期間，總督府徹底壓制了武裝抗日運動，有效地籠絡利用台人社會精英，將之納入殖民基層行政和治安體制中，成為殖民施政的輔助工具；進行土地調查、整理大租權、改革田賦制度、創設台灣銀行、改革金融制度、統一度量衡、改善交通運輸、推行專賣制度、確立振興糖業政策等，從而完成台灣資本主義化的「基礎工事」，促進殖民資本主義產業經濟之發展；總督府有效地統治台灣。

經濟方面，歷任總督均以「振興產業」為己任。1920〜32年，耗資5,445萬圓，興建嘉南大圳，灌溉嘉南平原的耕地多達15萬甲。1922年，蓬萊米培植成功，為台灣稻米生產帶來劃時代的進展。由於蓬萊米深具經濟作物之性格，造成1920年代中期起台灣農業生產和對外貿易結構產生巨變，亦即是由蔗糖單一經濟作物為中心的生產、貿易結構，轉變以米、糖兩大經濟作物為中心的生產、貿易結構。由於日本與台灣經濟持續地發展，日本逐漸具體化台灣「南進基地」的角色。加以政治、社會方面同化措施漸次加強，總督府正試圖全面控制台灣的人力、物力資源。

1930年代起，隨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擴張的野心日益熾盛，成為其南進基地的台灣，無可避免地受到相當的影響。1937年7月，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後，台灣戰略地位益形重要，為使台人亦具有日本國民之愛國心和犧牲精神，台灣亦有「皇民化運動」之提倡，企圖使台人徹底同化成為「皇國民」。

在皇民化政策下，教育積極致力於將台灣人「皇國民」，1937年，廢除了報紙的漢文版，以及廢除公學校的漢文科。1941年，配合日本國內初等教育學制改革，台灣亦比照「國民學校令」，將小學、公學校一律改稱國民學校。1937年「皇民化運動」展開後，各地國語講習所加速擴充和增設。其結果，接受日語教育的台人大為增加，懂日語的台人數呈激增之勢，1932年，約100萬人，占台人總數22.7％；迨至1943年，約440萬人，已占台人數71％；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懂日語台人數幾達80％。

不可否認，日本統治時期的統治及政策深深影響後來國民政府來台後的發展，不管是在哪一方面都有其幫助。工程建設上，電力建設水利建設、交通建設，三者對於後來的台灣經濟發展帶來相當大的利益。；教育上，使台灣人民的識字率提升，有助於知識的傳達與學習，啟蒙人民的思想，是台灣教育上的一大創舉；衛生上，培育良好的醫療人才與醫療建設和衛生觀念提高了台灣人的生活水準，不再受疾病之苦。

但我們必須也要說的是，當時的日本政府是站在日本的立場來殖民台灣，而非站在台灣的立場。日本人建設台灣，動機絕對是為了帝國的統治而不是為台灣好，台人受益，並非出自殖民者的善意。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報告認為，在日本最初20年統治下，台灣曾有40萬人被殺害，遠遠超過台灣史上(含光復後二二八及白色恐怖)的族群衝突受難人數。

日治前期25年日本連續施以血腥手段恐怖屠殺, 不是屠村就是抄家滅門。 並且還有從台灣徵慰安婦及壯丁為日本打仗，這些都是可以查的到的資料，而後期的皇民化運動是日本統治當局對台灣人民的一項洗腦運動，日本為配合其侵華行動，消滅台胞中華民族意識，加強控制，供其驅使，亦深恐台胞在中日戰爭期間，與大陸相互呼應發動抗日事件而不可收拾，故推行皇民化運動。台灣確實因為日治時期的建設有其受益，但是侵略就是侵略，這是無法改變的事實，記取教訓，才不會讓悲劇一再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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