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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參加辛亥革命的事跡
1901年,中國牧師黃吉亭和胡蘭亭在武昌創辦了書報閱覽室,他們從上海等地購進大量進步書刊,任人備覽,以日求一知,故取名“日知會”。因為有美國聖公會背景的掩護,日知會所購新書日報甚多,公開宣講,批評政俗。1906年,革命黨人劉靜庵等人對日知會進行改革,並訂立章程,發布《猛回頭》、《警世鐘》、《黃帝魂》等革命書刊,每周日在教堂公開演講闡述世界大勢、本國危機及現今救國之道。自此,由基督教會開辦的閱覽室演變為“兩湖革命黨的樞紐”,許多革命者以讀書學習為名,在日知會內進行革命宣傳。1907年元月,因叛徒告密,劉靜庵等9位日知會員被捕入獄,5年之后劉靜庵病死獄中,時年36歲。
在反清宣傳活動中,美國聖公會創辦的文華書院表現突出,如師生創辦進步刊物《文華學界》,刊發的文章常隱有革命宣傳之意,編者作者常用的筆名有“新中國之新國民”、“先覺者”、“法蘭西士”,學生們常以革命為談資,學校充滿了自由民主的氣氛。教師余日章、張純一合作創作了文華學生軍歌,歌詞為:“願同胞,團結個,英雄氣,唱軍歌,一腔熱血兒,意緒多,怎能夠坐視國步蹉跎,準備指日揮戈,好收拾舊山河……”軍歌本為學生軍操課所用,后被“救世軍”傳唱到校外,並廣為流傳。武昌首義時,新軍高唱“準備指日揮戈,好收拾舊山河”的歌曲,投入與清軍的戰斗。
武昌首義中,余日章(后擔任基督教男青年會總干事)貢獻頗大:他發動武昌聖公會醫院的醫護人員組成“紅十字會”,奔赴前線救護軍民;漢陽失守后,任“總理后路糧台”,在槍彈中為起義軍采辦軍糧。
文華書院亦有學生直接參加了戰斗,如董楚臣經黃吉亭牧師介紹任黃興傳令官,參加劉家廟戰斗負傷;曹道興參加漢口之役,其妻傅翠雲也加入學生隊,因作戰勇敢,被稱為女將軍。紅十字會有基督徒女醫生張竹君,救援中表示“盡我天職,其他均非所計”。隨著戰斗傷員不斷增多,一些教牧人員組織基督徒參加救護工作,並建立臨時戰地醫院。
革命者皈依基督教的原因
日知會精英除了黃吉亭、胡蘭亭牧師,還有領袖人物劉靜庵,以及骨干余日章、殷子衡、曹亞伯、張純一等。當年參加革命的基督徒皈依情況分為兩類:一是革命前已經受洗,如余日章,其父余日卿為聖公會牧師,這類基督徒接受信仰多受家庭影響;二是革命中與教牧人員過從甚密,通過日知會了解基督教信仰的內涵,並把信仰理念與革命實踐相結合,甚至不惜拋頭顱、洒熱血,他們中的代表有劉靜庵、殷子衡等。
劉靜庵因為痛恨朝政腐敗,希望以從軍入武的方式來改造社會,遂加入軍隊,后遭猜忌而離開,其間曾至民間考察,宣講民族主義。通過社會實踐,劉靜庵的革命思想逐漸成熟。他接受基督教信仰是通過曹亞伯結識了胡蘭亭牧師之后。與大多數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不同,劉靜庵“服膺教義”幾乎沒有遇到什麼障礙,其特點是把基督教義中的拯救觀、博愛觀作為救世的真理,並與中國文化元素融合,進而使救國思想一步步升華。比如他在獄中每日必做禱告,常引中國古代哲學配合聖經所講道理,轉授同獄難友。在現實的革命斗爭中,他逐漸厘清了革命與信仰之間的關系,即信仰是理念,能夠指導革命行動。他說:“……革命黨就是要本著基督的博愛主義,為大多數人謀最大的幸福。”“基督教可以救自己,可以救他人,可以救國家,可以救世界。”把基督教的拯救觀升華為革命的指導思想,以此作為革命的銳利武器,是劉靜庵信仰基督教的一大特點。他主持日知會,全力進行宣傳鼓動,培育了整整一代湖北的革命覺人,為辛亥革命的到來奠定了思想和人才方面的基礎;入獄之后,他受盡酷刑,但毫不屈服,時人稱為鐵漢。后人對其評價為:“革命最力,信教最篤……在獄五年,未嘗一日廢學。”
殷子衡參加革命的動機與劉靜庵相似,他在回憶錄中寫到自己參加辛亥革命的動機有三:其一是從留心時務而起,其二是從讀書有感而起,其三是受慈悲心的驅使。他出生在傳統文化頗為濃厚的家庭,由同情心和憂國憂民的思想而產生了革命沖動,與劉靜庵等人被捕入獄之后,其宗教信仰漸漸與劉靜庵走到了一起。牢獄生活給殷子衡深入了解基督教信仰提供了機會,他受劉靜庵引導,閱讀聖經,探討教義,在理性地對儒家、佛教和基督教進行比較之后選擇了基督教信仰,皈依並取教名“勤道”。他認為,在中國社會處于大動蕩、大變革的時代,儒佛思想“獨善”的內斂性不可能為社會變革提供精神動力,而基督教的外推性,以及博愛、服務、犧牲的特點,可以與相革命契合。
與劉靜庵、殷子衡不同,張純一是通過參與教會活動,與牧師及基督徒交流,而對基督教信仰產生好感。張純一曾任文華書院國文教習,經常出入日知會,並參加教堂禮拜。他發現基督教“不辨婦孺皆可實踐,信可率人以共由”,遂于1905年受洗。在信仰的歷程中,張純一還認識到:“以欲革新國家,非先自痛除身心之污染不可。”並創造軍歌,進行宣傳。